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浑浑噩噩地挨过了几天,陈山像一台只会重复动作的机器,在搅拌站震耳欲聋的噪音和呛人的粉尘里麻木地搬运、倾倒。女儿的病和那笔天文数字的手术费是悬在头顶的利剑,每一分每一秒都在切割着他残存的希望。这天中午,他拖着灌了铅的双腿回到工棚,准备拿早上剩下的半个冷馒头。走到自己那张靠墙的铺位前,他愣住了。他那顶沾满灰泥、帽檐破损的黄色安全帽,此刻正端端正正地倒扣在他的枕头上。帽子里面,鼓鼓囊囊。陈山的心猛地一跳,一种难以言喻的预感攫住了他。他颤抖着伸出手,拿起那顶异常沉重的帽子。里面塞满了东西！皱巴巴的、卷了边的零钱,五块、十块、二十块……还有几张红得刺眼的一百元钞票。钞票下面,压着几张叠起来的纸条。他颤抖着打开一张,上面是歪歪扭扭的铅笔字：陈哥,给娃治病。不多,一点心意。——大柱。另一张字迹更潦草：先救孩子要紧！——老胡。还有一张只包着五十块钱,没署名。零钱和纸条混杂在一起,带着工友们特有的汗味和烟味。陈山像被钉在了原地,手里捧着那顶沉甸甸的安全帽,仿佛捧着无数颗滚烫的心。他猛地蹲了下去,把脸深深地埋进那堆沾着灰泥和汗渍的钞票和纸条里,肩膀无法抑制地剧烈耸动起来。泪水汹涌而出,冲开脸上的泥垢,滚烫地砸在冰冷的、粗糙的地面上。那顶破旧的安全帽,从未像此刻这般沉重,也从未像此刻这般温暖。
手术
攥着那顶沉甸甸的安全帽,里面是工友们凑出的、带着体温和汗味的救命钱,陈山像疯了一样冲出工地。他坐最便宜的大巴,连夜赶路,一路颠簸,心急如焚。天蒙蒙亮时,他终于冲进了县医院那充斥着消毒水气味的走廊。妻子秀兰憔悴得脱了形,一看到他,眼泪就决了堤。他来不及多说,立刻找到医生,把那一大把零的整的、沾着泥灰的钱,一股脑塞过去,声音嘶哑地恳求：大夫,钱！手术！救救我女儿！手术室的灯亮了很久。陈山和秀兰像两尊泥塑,紧紧挨着坐在冰冷的长椅上,眼睛死死盯着那扇紧闭的门。时间仿佛凝固了,每一秒都被拉得无限漫长。秀兰把头埋在陈山同样粗糙的手掌里,无声地啜泣,肩膀抖得像风中的落叶。陈山另一只手紧紧攥着拳头,指甲深深陷进掌心,只有这样才能抑制住身体的颤抖。他脑子里一片空白,只有那盏刺目的红灯,和工友们塞在安全帽里的一张张纸条在眼前晃动。终于,灯灭了。门开了。穿着绿色手术服的医生走出来,摘下口罩,脸上带着疲惫,但眼神是温和的：手术很成功,孩子没事了,好好休养。巨大的、失重般的狂喜瞬间席卷了陈山,他双腿一软,几乎要跪下去,被秀兰死死拉住。他张着嘴,想笑,想喊,却只发出嗬嗬的、破碎的气音,滚烫的泪水再次毫无征兆地汹涌而出。这一次,是滚烫的岩浆。
归来
小玲脱离了危险,苍白的小脸在病床上渐渐有了血色,能虚弱地喊爸爸了。陈山在医院守了几天几夜,胡子拉碴,眼窝深陷,但心却像被温热的泉水浸泡着,充满了劫后余生的庆幸和对工友们无法言说的感激。他不能再耽搁了。工地上还有活计,还有那笔沉甸甸的、用汗水和情义堆砌的债。他轻轻吻了吻女儿熟睡的额头,又用力抱了抱憔悴的妻子,低声说：等娃好了,我就接你们。
秀兰含着泪点头。再次踏上回工地的路,陈山的心境已截然不同。车窗外的景色飞驰而过,他紧紧抱着那个洗刷干净、却依旧显得陈旧的安全帽。帽子里空荡荡的,但那份沉甸甸的重量感却仿佛还在,深深地烙在他的心上。那不再仅仅是一顶防护用具,它成了某种信物,一种在泥泞和绝望中托住他、不让他坠落的证明。他望向车窗外灰蒙蒙的天空,第一次感觉那灰暗里似乎透出了一丝微弱却真实的光亮。
眼神
陈山背着简单的行李,风尘仆仆地踏进工地大门。正是午后上工时分,巨大的喧嚣扑面而来。他下意识地抬起头,目光扫过熟悉的钢筋丛林和忙碌的身影。几个正在附近搬运材料的工友看到了他,动作明显顿了一下。大柱朝他咧开嘴,无声地笑了笑,露出两排白牙,那笑容里有询问,有安慰,也有一种心照不宣的暖意。另一个工友朝他用力点了点头。远处,正在楼板上弯腰扎钢筋的老胡,也直起身望了过来。隔着几十米的高空和弥漫的尘土,陈山看不清老胡的表情,却能清晰地感觉到那目光的份量——深沉、关切,带着一种无需言语的默契。没有围拢过来的寒暄,没有激动的问候,只有这些短暂交汇的目光,像一颗颗小石子投入陈山的心湖,激起一圈圈温暖的涟漪。那目光里传递的东西,比任何语言都厚重：是孩子好了吗的询问,是回来就好的接纳,更是我们都在的无声支撑。陈山喉咙有些发堵,他什么也没说,只是迎着那些目光,用力地点了点头,然后紧了紧肩上的背包带,大步朝着搅拌站那熟悉而又沉重的方向走去。每一步,都踩得比离开时踏实。
夜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