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普遍帝国及其瓦解 (第19/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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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韩茂莉教授认为，唐代是冬小麦空间扩展的重要时期，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区冬小麦的地位有了全面改变，两税法是在这样一种农业技术背景下才成为可能的。夏税六月、秋税十一月，正是冬小麦和粟的成熟期。参见韩茂莉《中国历史地理十五讲》，第68页。">

两税法的税基从人变成了土地，原则上规定必须缴纳铜钱。这意味着帝国财政自东汉末年以来，历经数百年，又从实物财政转成了货币财政，<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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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这数百年间，南朝与北朝的财政制度是有差别的，简明起见，本书不再详加梳理。">两税法构成了此后中国历代税赋制度的主要基础。相对于实物财政而言，货币财政使得皇权的意志转化为政治行为的效率大幅提高，这为帝国内部的均衡点向集权秩序方向偏移提供了可能性。而安史之乱后的江南社会结构是个平民社会，这意味着，一方面，社会当中有可能发展起更加发达的货币经济，使得货币财政的效率更加提高；另一方面，皇权终于获得了与平民结盟的机会，来进一步打击豪族，这使得豪族社会结构的瓦解成为一个不可逆的过程，此后就进入平民社会了，帝国的统治直接面向百姓，而不再依靠豪族提供秩序。因此可以说，从隋炀帝开始的皇权对抗豪族的努力，到了这时终于因技术变迁而获得了政治可能性。

杨炎的改革无法拯救苟延残喘的大唐，却开启了“唐宋变革”<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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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日本汉学界的京都学派在20世纪前期提出“唐宋变革论”，代表人物是内藤湖南及其弟子宫崎市定等人。“唐宋变革论”认为唐代仍是贵族社会的余续，是中古的末期；宋代则是平民社会了，是近代的开端；唐宋变革的转型过渡时期就在安史之乱后的中唐到宋初。详参［日］宫崎市定《宫崎市定中国史》，焦堃

、瞿柘如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年。陈寅恪先生也曾提到过：“唐代之史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见陈寅恪《论韩愈》，载《金明馆丛稿初编》，第332页。">的大门，但其更早的动力来源，还可以追溯到武后、玄宗那里。那个时代的帝国政治空间结构仍是东西关系，军事贵族、豪族的“类封建自由”之自生秩序与君权的集权秩序之间的对抗关系，是此一空间关系的基本由来。但是到皇帝与平民结盟打垮豪族，民间力量获得发展之后，则自生秩序与集权秩序的对抗关系转而呈现为民间的自由与皇权的专制之间的博弈关系。最终，唐朝崩溃之后，五代与大宋都定都河南，这是民间力量崛起的一个根本标志，关中本位已经不再需要了，此后的帝国首都永久性地定在关东了。对朝廷来说，其最大的威胁不再是内部的豪族力量，而是北方的草原帝国了。所以，此后帝国的政治空间结构便从东西关系转为南北关系，南方的经济、财政重心与北方的军事、政治重心之间的关系。从藩镇割据到五代十国，便是这一转换的关键阶段。<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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