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普遍帝国及其瓦解 (第18/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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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麦二熟制不仅使江南的土地利用率提高，并且土地水旱交替使用，使土壤得到进一步熟化和培肥。而人口密度的增高，使得在江南地区修建复杂的水利工程也成为可能，再加上诸如占城稻、双季稻等新稻种的引入，这些都更进一步促进了江南经济的发展。<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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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参见梁永勉主编《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第401—405页。">
这样一种发展使得江南一下子成为帝国内部最重要的经济区，成为全新的经济要素，从而为帝国提供了必需的财政基础。韩愈曾说：“当今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此语或略有夸张，但江南已成为帝国的核心经济区是无疑义的。
由此可知，所谓技术进步，不仅仅是指该技术是否已经出现，还包括该技术在给定的要素价格下是否具有经济性的问题。就江南农业技术的进步而言，其中的关键实际上是人地关系导致的要素价格变动，只有在劳动力的相对成本下降的时候，既有的技术才能在这里规模化应用，并衍生出一系列此前不存在的应用方式。江南地区浮现的新经济要素，为皇帝提供了重要的财政基础，使得皇帝可以此努力去对付国内其他反抗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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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bold">2.新的财政资源
劫后余生的大唐帝国在这方面做出了虽然不够成功但令人钦佩的努力，以安史之乱为契机努力解决“边陲势强而朝廷势弱”的问题，也解决帝国内部大军团所带来的危机。<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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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李碧妍：《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526页。该书对于安史乱后藩镇问题的历史解读，颇多洞见。">这一系列努力中，开拓性的一步首先便是财政改革。780年，在杨炎主导下，废除了因均田制崩溃而早已运转不灵的租庸调制，改行两税法，规定将一切赋役皆折为货币，纳入户、地两税，每年夏秋分两次征收。<sp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