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普遍帝国及其瓦解 (第20/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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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李碧妍将藩镇时代的历史意义定位为，其见证了帝国从区域本位向中央本位的转变，帝国“从各个地域相对独立，唯政治中心所在地更为突出的地缘结构形态，向各个地域相互依赖，没有主次之分、只有功能差异的地缘结构形态转变。……虽然藩镇时代的帝国就表面来看是带有分裂倾向的，但实质上，帝国区域间的联系与依赖却比过去来得更紧密了”。李碧妍：《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第533页。但是，我们显然也可以看到，这样一种转变，意味着帝国朝向内向化的转型，不复睥睨天下的世界帝国之气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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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bold">3.平民社会与海洋世界的浮现

但是光有新经济要素的出现还不够，倘无新的治理能力跟上的话，它仅仅会打破过往的均衡，却并不会带来新的秩序，还有可能带来更大的动荡与混乱，这是中唐以后的努力一直不够成功的原因之一。当时的一大矛盾在于，社会结构已经朝向平民化转型，官僚体系当中仍然有相当数量的老贵族家世者在占据重要位置。这不是因为他们更为合适，而是因为没有足够的平民担纲起新的秩序治理之重任，唐代后期的“牛李党争”便是此一矛盾的呈现之一。

这个矛盾的化解，需要有另一种技术进步，使得知识传播成本大幅下降，足够多的平民读得起书，才有可能有足够多的平民可供选择进入官僚体系。这个技术进步实际上也不是全新的技术发明，而是对既有技术的新的应用。在五代时，冯道主持了国子监对《九经》的印刷工程，前后坚持了二十二年未曾中断，这是中国历史上首度大规模以官方财力印刷经典，这一工作开启了印刷术大规模使用的先河。

此前的印刷术，主要是用来印佛经的，在豪族社会，寺院是印刷品最有支付能力的主顾。五代十国时期逐渐浮现的平民化社会结构，以及此一期间政治上的分裂状态，却极大地刺激了经济的发展，民间社会商品经济在很多地方的发展都好过以往，更多的平民开始对印刷品有了支付能力。这提供了一个较大的市场，使得印制儒经逐渐变得有利可图。冯道所开启的印刷经典的工作，在此之后转化为一种社会性的商业活动，知识传播成本大幅下降，这才有了宋代科举的大发展。平民社会的官僚体系，终于可以从平民当中拔擢人才来充实。至此，从豪族社会向平民社会转型的过渡阶段基本完成，中国的历史发展从第二轮大循环进入到第三轮大循环的周期。

平民社会的到来，还在悄然中开启了另外一个面向，那就是海洋世界的浮现。始于8世纪中叶的广州的全面繁荣，预示着取代陆路骆驼商队贸易的海上贸易，东西方贸易开始了从陆上丝绸之路向海上丝绸之路的转换。尽管这一势头被黄巢之乱严重打乱过，也被海禁中断过，但它已然预示着平民社会下，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方向。“如果用位于中国两极的长安和广州的关系来比喻的话，这一变化意味着，连接陆上丝绸之路的内陆城市长安的衰落，以及面向南海开放的东南部的兴盛；也意味着历史的天平开始急剧地由大陆的西北部向东方以及东南部倾斜。”<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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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日］气贺泽保规：《绚烂的世界帝国：隋唐时代》，第269页。">

但唐朝末年的庞勋之乱，则仍在提示人们，中国是个草原、中原、海洋的多元复合体，社会结构的变化可能会改变多元的作用方式，但不会改变多元本身。庞勋及其追随者系徐州人，因南诏攻陷了交州，为防备再战，这些徐州戍卒被派戍守桂林。朝廷两次不守三年之期的承诺，不许他们按期返乡，戍卒愤而起事，从桂林一路杀回徐州。巅峰时期庞勋麾下有二十万众，其控制区域刚好扼住江南通往长安的咽喉，朝廷立刻陷入财政困境。最终，大唐不得不依靠驻扎于晋北代地之中原、草原过渡地带的沙陀军击败庞勋。但不到十年之后黄巢又起，沙陀再次成为击溃义军的主力。宋祁在编撰《新唐书》时，曾总结道：“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sp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