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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后,我成为那家援助中心正式外聘律师,开始接触那些被家庭、情感、甚至制度压垮的人。
我见过一个刚满十八岁的女孩,带着新鲜的伤口和恨意走进办公室,说：他骂我是替代品,连床上都喊错名字。
我把她的手包扎起来,告诉她：那不代表你不值得被好好爱。
她笑着哭出来,说：你是不是也经历过
我没回答,只是递给她一张纸巾。
有些答案不需要说。
春末时,援助中心有一场公开分享会。我作为案例讲述人之一站上台,分享的不是别人的事,是我自己的。
我讲到三年前那场地铁七号线项目调度会议,我作为会议纪要员,提前两个小时到场,却因为没有身份被要求在走廊等待。
讲到自己递交律师函的那一刻手在抖,但眼神却不再躲闪。
讲到沈以川,我没有贬低他,只是陈述——他从来没承认过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