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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房管所承载着计划经济时代独特的房屋管理使命。如果把视角放到那个年代的房管所，我们就可以看到灰扑扑的办公间里，老式台历旁总堆着泛黄的登记簿，蓝布工作服的房管所工作人员戴着套袖，蘸着红墨水的钢笔在住户信息表上沙沙划动。那时房屋多属公有，红砖砌成的筒子楼和灰瓦平房星罗棋布，斑驳的木窗框常挂着晾衣绳，墙根处青苔顺着雨水管蔓延，房管所既要负责分配调剂，又要维护这些历经风雨的建筑。每月初总有人揣着单位证明来排队登记，窗口递烟套近乎的，攥着领导批条往里挤的，混杂着此起彼伏的咳嗽声，木地板被踩得吱呀作响。
每到这个时候，维修工就会挎着帆布工具包走街串巷，铁皮喇叭筒挂在二八自行车把手上晃荡，哪家屋顶漏雨、下水道堵塞，就用粉笔在巷口黑板写上“13号院王家修门窗”，积压的报修单在抽屉里摞成小山。
那个年月，多数砖木结构的房屋在岁月侵蚀下问题频发，房管所仓库里堆着定量配发的石灰、沥青和木料，修补时需精打细算，常看见工人蹲在院里拌三合土，拿瓦刀仔细填补墙缝。冬季煤炉取暖引发的烟道问题最让人头疼，熏黑的砖墙上残留着多年积碳，维修队得赶在寒潮前疏通管道。分配住房时既要核对工龄职务，又要平衡家庭人口，双职工家庭能分到向阳的屋子，单身汉往往挤在楼梯间改建的斗室里。街坊们私下流传着“某某领导亲属住进新楼”的闲话，但更多时候是两代人蜷居在十六平米的房间里，用布帘隔出三代同堂的生活空间。
特别是大跃进时期突击建造的简易房，此时已墙皮剥落，加上当时管理不完善，很多产权资料散失，工作人员得翻着卷边的档案册核对信息。每逢雨季，值班室的电话响个不停，房管所工作人员就像这次张达仁家里漏雨一样，披着雨衣带人查看危房，手电筒光柱扫过墙面的裂缝，泥水正顺着墙根往屋里渗，临时用木柱支撑的山墙在风雨中咯吱摇晃，煤球泡烂的住户蹲在门口叹气，这些场景构成了那个特殊年代房屋管理的真实注脚。
于是，张家六口暂时挤进街道办的临时安置点，唯有张达仁坚持留下看家。哎，烂船都有三斤钉，穷家也有值得留恋的地方……潮湿的七月末，趁着家里没人，勤快的达仁踩着吱呀作响的木梯钻进天花板夹层，打算清理堆积多年的鼠窝。
腐坏的木梁散发着酸涩气息，手电筒光束里飞舞的尘埃像被惊动的历史幽灵，让人觉得稍不注意，就会蹦出一个曾经冤死的魂魄。
突然，张达仁的扫帚突然碰到个硬物——扒开絮状蛛网，方正的木块表面覆着黑褐色包浆。借着天窗漏进的天光，隐约可见“旨准”二字凹陷在木纹深处。
“莫不是哪个账房先生的私章？”他在裤腿上使劲蹭了蹭木块，用指腹抚过边缘的龙鳞纹饰。木块沉甸甸的质感让他想起父亲生前当会计时用过的铜质印章，只是这物件边缘的磨损痕迹，像是被无数人摩挲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