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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宅拆迁的前一晚,母亲在阁楼翻出那本沾满颜料的素描本。
扉页还夹着我高二那年的全国美术联赛获奖证书,塑料封皮被撕得参差不齐,边缘卷着泛黄的毛边——那是父亲发现我偷偷参赛时的杰作。母亲的指尖抚过证书上干涸的泪痕,突然听见楼下传来钥匙转动的声音。
玄关处,我正解着领带,目光扫过客厅里堆成小山的纸箱。父亲从报纸后抬起头,镜片反光遮住了他的眼神：明天拆迁队就来,你抽空把阁楼的东西收拾一下。
我雇了搬家公司。我的声音像块冻硬的铁皮,以后不用联系了。
母亲手里的相框啪嗒掉在地上,玻璃碎成蜘蛛网状,映出我十八岁生日那天的合影——我穿着不合身的西装,笑容比哭还难看,父母站在两侧,脸上是引以为傲的胜利者姿态。
一、碎掉的调色盘
七岁那年,我在客厅墙壁上画了只歪歪扭扭的长颈鹿。
母亲尖叫着用消毒水擦墙时,父亲正用皮鞋碾我刚买的蜡笔。再敢乱涂乱画,就把你的手剁了喂狗。他的声音混着蜡笔碎裂的脆响,成为我童年最深刻的背景音。
后来我学会在深夜偷用厨房的面粉,在阳台瓷砖上偷偷画画。月光把面粉染成银色,我蹲在地上画邻家姐姐的麻花辫,画巷口卖糖画的老爷爷,直到晨光把所有痕迹都洗成空白。
小时候的生日,表姐送我一盒二十四色的水彩笔。我躲在储物间画了整夜,晨光里的向日葵还没干透,就被父亲拎着后颈拖到院子里。他把画纸一张张浸在水桶里,颜料在泥地里蜿蜒成血色溪流：沈家人不需要艺术家,只需要律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