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共产主义对民族主义的超越 (第20/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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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参见本书第五章第三节第一小节的相关论述。">在中国的现代转型进程中，传统帝国所尊奉的普遍主义理想本身需要被抽象化，对普遍主义要留其“神”而弃其“形”；将其与具体的特殊主义方案安置在不同的位阶上，普遍主义所空置出来的“形”可由特殊主义来填补，但特殊主义的“神”则要从属于普遍主义，以普遍来统摄特殊，以特殊来充实普遍。“普世民族主义”便将“形”与“神”安顿在了不同位阶上，一种具备极强内在张力的自我意识，就此通过共产主义进入到中国的精神结构当中；而朝向大陆帝国与海洋帝国的两种精神出口，也全都悄然埋了进来。
在毛泽东这里，“普世民族主义”形成了一种更加体系化的表达。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等领导人全靠观察国际局势来分析国内政治，在全球阶级斗争的大格局下，反观内政问题。这种观察背后所透露出的秩序想象力的宏大格局，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抗日战争结束后，毛泽东继续以其大格局的想象力来勾勒中国的前途。他在与美国记者谈话时提出，“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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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毛泽东：《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1946年8月6日），载《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1193页。">。
毛泽东相信中国就是处在这种中间地带，对于国际秩序中间地带的发现，已隐含着他在70年代所提出的“三个世界”理论的原型。在同时期的一系列谈话中，可以进一步看到他对自己所领导的中国革命之历史重要性的高度重视。他认为由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中间地带的牵制，美国不可能直接发动对苏战争，因此中国共产党人不必因担心第三次世界大战而受到美苏关系的束缚，不敢继续对国民党的革命；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中间地带的革命，其实直接影响着美苏双方的力量对比，甚至美苏关系的未来走向。<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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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参见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第517页。">
中间地带被哪一方掌握，这一方便会在对抗中获胜；因此，倘若中间地带被激活其普遍的精神自觉，则它们的战略抉择便会决定世界秩序的发展方向，从而在这种意义上成为世界秩序的定义者。这样一种秩序想象，直接给出了中国革命的世界历史意义：在此格局下，它不是世界秩序的被动性存在，而直接就是一种构成性的力量。
也正因为这样一种秩序想象力，在抗战后期，毛泽东及中共与来到延安的美国观察组打过交道之后，曾有过一段时间对获得美国的承认与援助抱有很大期待。毛泽东更是在与赫尔利打交道产生不快、想法受阻后，曾通过其他管道尝试向华盛顿传话，愿与周恩来去华盛顿与罗斯福总统面谈中国问题。但这并不是说中共当时放弃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毛泽东更大的期望是像铁托那样，拿英美的援助，打共产党的天下。<sp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