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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的石磨可有些年头了。磨的上扇距磨眼远的那边，由于长年放盆罐之类重物，明显地比磨眼下方薄有寸余。磨的下扇是和磨槽连在一起的，古人称之为坐山招夫。磨的出处，我听母亲说是黄山石。哪个黄山我就不得而知了。此磨呈青色，让工手艺好，磨的各个部位都圆润光滑。磨盘是放在用不规则的石块砌成外圆内空的石墙上，离地二尺多高。石墙前方留一孔洞，够一只鸡钻的，我母亲养的三两只老母鸡把磨盘下的石墙当作鸡窝。这鸡窝的空间也只能容得下三四只鸡，冬暖夏凉，不怕风吹雨打日晒。母亲勤快，天天打扫，并垫上一些新土。所以来我家推磨的人，一点也闻不到鸡屎臭。
60年代初期，我国遭受百年不遇的自然灾害，全国粮食歉收，加上苏联逼债，全国人民勒紧裤腰带还苏联债务，全国人民的生活苦透了。春天挖野菜，吃嫩树叶，春夏之交，青黄不接时不少人外出讨饭。当时家家没有余粮，饥肠辘辘，上门讨饭的又能讨到什么？即使有通情心，自已尚难吃饱，哪来给别人的剩饭？因此当时饿死人的现象时有发生。
我们家当时要好一些，因为我家是烈属家庭，我长兄夏绍荣死于抗日战争，父母享受烈属待遇，在国家万分困难的情况下，也不会忘记为国捐躯的烈士，粮管所把上年发放下来的救济粮按月分配给烈属，一月也能分到半块豆饼（约二十斤）、三四十斤口粮（如大麦、豆类），也发过一包干菜。总的来说我家在那年头没人被饿死，也没讨过饭，这是党和政府给的恩惠。
在那样的年头，一日三餐能吃上玉米稀饭，不至于挨饿就是天堂般的日子了。这种天堂般的好日子，我家经常过。母亲在前天晚上就抓斤把重的玉米放在水盆里泡透，第二天早上母亲将我叫醒，起来推磨。因为我要上学，所以我家的早饭都比别的人家早，我就必须起早把一天的粮食准备好，推磨便成为我每天的必修课了。母亲是晚清的人，裹着小脚，且六十多岁了，身L不好，磨是推不动了。我十三四岁，虽身L瘦小，但磨还是推得动的。母亲在旁边把盛有头天被水浸透的玉米连盆放在凳子上，负责往磨眼里舀玉米，一次舀小半勺玉米和水，我每推一周到她眼前，她就往磨眼里舀一次。一天的水玉米稀饭推下来要一个多小时。有时起得早，一边推，一边打盹，有时推着推着就睡着了，磨棍滑下来砸在脚面上方才惊醒，一旦惊醒却再也不困了。
我身材矮小，磨棍横在锁骨那里，低头一步步往前走。磨道是泥土磨道，好天还好推，一到阴雨天，磨道泥泞不堪，脚下打滑，一滑就是嘴啃泥。因此母亲一到阴雨天就在灶膛内扒一簸箕青灰撒在磨道上，一脚下去，青烟直冒。几圈下来，青灰被泥水浸透，磨道不滑了，推起来好走了。天长日久，一到阴雨天皆用青灰铺磨道，尺把宽的磨道如大城市的柏油路一样，日照发亮，再大的雨都不起泥，不打滑。
我家的门离主屋不足两米，就在门前。我家附近的大嫂大妈们天天来我家推磨，每天都将盆放在地上排队挨号。他们都知我上学，所以往往有急事人家半夜三更就来推磨了。条件好的提盏小马灯挂在我家墙钉上，条件不好但目力不错的，就在星光下推磨。反正磨眼的位置不变，只要将粮食舀进磨眼就行。因此半夜里也常听到我家石磨轻微的摩擦声和推磨人的脚步声以及铜勺与磨扇的碰撞声。
我在家推了六七年的磨，直到70年代初，听说县城小茆庄建了一个粮食加工厂，不论玉米还是小麦，往钢磨里一倒，电闸一扳，一阵响后便都变成了面粉。凡到县城赶街上集的人都亲眼见过，回家讲得神乎其神。但那种小钢磨只能连麸带皮一起加，农村的说法叫“连根倒”。就那也不错，能吃上“连根倒”，再也不用起早贪黑为了一日三餐去推磨、拐磨了。因此每到年根岁尾，我也把家中一年省下来的三四十斤小麦放在别人家的平板车上，街坊邻居一凑就有四五百斤小麦或玉米，家家去人，轮流拉着平板车往县城去加工。一车粮食，十几个人三里两里一换，说说笑笑，拉起来飞快，二十多里地，两个钟头就到了。我们还是起早来的，可到那加工厂门前一看，已排了好长队了，挨到我们至少得中饭后。没事不能都在一起等，留下个把喜静不喜动的或者岁数大的，负责照看粮食和把平板车向前挪。其余人就逛县城吧，中饭各找门路。中饭后挨到我们了，一家家加工完，各算各的账，把加工好的小麦玉米重新装车，说说笑笑打道回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