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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后世学者的一番考查研究之后，将颠倒的年月恢复原状，事件的原委，发现竟是因当时天灾频现，高湛为了禳灾杀死昔日太子，而墓志中有意混淆的时刻，也是为了祈求生人平安。
错乱的时间顺序，往往是掩藏事实的最佳屏障。生死的时刻，诏令的先后，甚至日月星辰的运行轨迹，都可能成为惑人耳目的迷雾，而真正的事发时间、地点和背后的隐情，却往往被深埋在这错位的时空之中。
幸运的是，在中国这个有悠长冶史传统的国度里，关于时间的记载无处不在，它们便成为后人得以解开谜题的契机。这些记载可能出现在官修的史书和民间的笔记里，也可能出现在庙堂的重器和店铺的商品中，还可能出现在墙角的城砖和荒郊的墓碑上。
“书中不仅有黄金屋，颜如玉，看来还有罗生门呵！”刘病已自嘲似的笑了笑。
在他看来，在古人留下的文字中，随处可见关于时间的误导。铜器上的年代铭文可能是决定制造的年份，而非实际铸成的年份公文里的日期可能是若干年后的追记，并不能视作确凿的现场证据竹简上的文字可能是掩藏千年的真相，也可能只是古人闲时的信手涂鸦。更不用说商人们有意制造的古物赝品与自撰铭文，更会时时干扰视线，让原本已经纷乱的头绪更加“错综复杂”。
刘病已知道：还有那些本应精确无误的年号，也可能并非从一开始就存在，而是出于事后的追改。譬如在大汉朝，人们“耳熟能详”的孝武皇帝建元、元光、元朔等年号，就是多年后的重新追记与创造。又因地域辽远，从长安出发的诏令可能在一两个月后才到达边关，所以边陲小镇出土的文书里，往往会看到滞后的时间记载。
而那些本应值得信赖的史书们，或许也会在漫长的岁月中悄然改换原本的模样。在文字流传的过程中，每一个勤奋而自信的读书人都有可能成为证据的毁灭者。
面对世代相传的史书，阅读者、传抄者和刊刻者们可能会根据自己的历史知识，自行修订文中的记载。还有那些整理典籍的硕学鸿儒，习惯批注文字的藏书家，以及希望字句更流畅的书商们，都有机会调整前人的文字，却常在不经意间抹去最关键的线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