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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元的很多蒙古贵族与大商巨富联手从事商贸活动，依仗权势拒不交税，公然违法。
阿合马要为国家理财必然要和他们作斗争，触犯了他们的经济利益，自然引起了他们的反对，造成了阿合马后期遇到的灾祸。
阿合马还比较重视开矿和冶炼生产。
1263年，阿合马得知河南钧州（今天的禹州）、徐州等地有很多炼铁的作坊，便组织了3000个作坊为官府炼铁，每年上缴熟铁达到51万吨。官府再用这些铁铸造了10万件农具，与农户交换获得了4万石粮食。
大元成立制国用使司后，忽必烈任命阿合马为平章政事兼领此使职。
不久，阿合马执掌的制国用使司向忽必烈提出了一条节源开流的建议：“东京每年征收的布中有疏恶不堪用的可就地买羊。真定、顺天金银的成色不合的宜于改铸。别怯赤山出的石绵织成布后用火烧却不燃，请派官员组织开采。”
第二天，他们提醒忽必烈道：“国家费用浩大。今年自皇帝到京都以后已支出四千锭钞，恐来年的预算不足，要精打细算，节约开支。”
过了几个月，制国用使司又提交建议说：“桓州峪所采银矿已达十六万斤。每百斤矿石可得银三两、锡三十五斤。采矿所需的开支望准许卖锡以给之。”
忽必烈对制国用使司的工作非常满意，采纳了以上的全部建议。
这些举措客观上促进了农业和矿业生产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