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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吃不饱饭，但冬播后全部男劳力仍然是挑着工具，帶着被子，蓑衣，斗笠和腌菜，步行上百里去外县修水库。
一九五九年在半饥半饱中度过，人们等待着野外快快多长些野菜出来，通时在屋前屋后，坟边岸边开荒种菜，种高梁杂粮，哪怕是能种一棵高粮的地方也要种上。
盼了一冬一春，一九六0年的夏收仍然收成不好，主要是小麦扬花时节雨水太多了。人们又盼望着早稻，可是打早稻含苞时老天就不下雨，塘里，堰里的水都放干了，生产大队组织全大队的水车到沙河用三级取水的办法，将低处的河水提到高处来灌溉水稻，社员们日夜车水。
经过一个多月的苦战，大部分早稻是保住了，如果不是集L的力量，早稻将颗粒无收。但是岗上的棉花干死了一半，芝麻豆子全干死。老天爷好像故意与人们过不去，在早稻收割时它又下雨不停，造成部分收割的早稻长芽发霉，只好分给社员炒干磨碎让芽谷粑吃。没办法，季节不等人，只能与老天爷抗争，不管多大雨，社员们照样出工，冒雨插下晚稻。大队主任田庆山整天戴着斗笠，穿着蓑衣，打着赤脚在各小队跑，要求大家咬牙苦干。不要错过季节。半个月苦战，秧插完了，雨也停了。毫无疑问，早稻又减产了，人们盼望吃饱肚子的愿望又落空了。年轻人挨声叹气，大发牢骚，老人劝道：“这已属不易了，要是放在过去，这两年早就颗粒无收，人们不是饿死就是逃荒去了。”岗上空出来的地全部种上红薯和黄豆。秋收时尽管晚稻产量不理想，但红薯获得大丰收，红薯分到各家时，都饱饱的吃了一顿红薯。这时栾端清召开大队干部会议，提出一斤红薯抵一斤口粮的意见，多出来的稻谷要作为余粮卖给国家，要大队干部通过并形成决议，他这一提议遭到了大多数干部的反对，只有平时跟他一块吃吃喝喝的会计出纳和他老婆支持他，另一副书记不吭声，平时任劳任怨的大队主任田庆山愤怒的道：“栾书记，你这是把社员们往死里整呀，国家在拨粮救济我们，你却要克扣群众的口粮，拿出卖余粮，一斤红薯怎么能抵一斤口粮呢？”大队副主任，民兵连长，团支部书记，都反对这个提议。栾端清横不讲理的道：“我只是跟你们打个招呼，并不是要你们通过，就这么定了。”消息传开，全大队的社员愤怒了，这哪是共产党的书记呀，比国民党还坏，完全不考虑老百姓的死活，克扣百姓的口粮去卖余粮，有这样的道理吗。有三个从朝鲜复员回来的复员军人，共产党员田建清，田建成，田新喜和七八个胆子大的社员，各自从自已家里挑了一担红薯直接去栾端清家。栾端清的老婆见一下来了这么多人，忙问道：“你们来干什？”田建清道：“我们是来换口粮的，你们家提出一斤红薯抵一斤口粮，我们现在就来你们家换口粮。”脏婆娘见这么多人坐在家里不走，急忙去副业队叫回自已的丈夫，栾端清回到家，气势汹汹的吼道：“你们想干什么？”田建成道：“我们不想干什么，是找你换口粮的，我们不要红薯，要口粮。”栾端清见镇不住大家，急忙跑去公安局，谎称有十几个歹徒在他家闹事，公安局立即派十几个警察带枪来到他家，一看外面摆着十多担红薯，屋里坐着十一个人。有几个警察也是从朝鲜转业回来的，认识田建清等人。忙问是怎么回事，田建清把来龙去脉一说，警察都明白了。带队的道：“栾书记，这是人民内部矛盾，不属于我们警察管，你们自已解决吧。”说完带着众警察回去了。最后还是公社干部出面调解，用三斤红薯抵一斤口粮，此事才算平息下来。即使红薯抵口粮也还要缺一部分粮，哪来的余粮卖呢？群众对栾端清这个支部书记反感到了极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