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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世讲哲学，总是讲哲学的基本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物质和意识谁是本源，谁是第一性，谁是第二性，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第二个问题是世界是否可被认知，划分为可知论和不可知论。
其实对于中国思想来说，这两个问题并没有什么特别重大的含义。这是文明的不同。中国文明的思想体系中，并没有全知全能的上帝，不需要针对上帝讨论什么。物质第一性还是意识是第一性的？对于中国人来说，有多大重要性？可知还是不可知，不都要一点一点去认识世界？这两个问题，价值主要体现在有没有上帝，上帝是不是全知全能的。
对于王宵猎来说，物质第一性还是意识第一性他根本就不关心，甚至都不知道这两者有什么重要的影响。世界是可知的还是不可知的，一样茫无头绪。对于人来说，对世界认识不完全是天经地义，这有什么好讨论的呢？人非生而知之者，在中国，小孩子都懂。
抛弃了上帝，思想体系就完是另一个样子。后来人对中国古代思想的评价，就不会贴上什么朴素的唯物主义、有朴素辨证法思想的唯心主义，等等这些奇怪的标签。
人能不能认识世界？王宵猎的答案是能，也不能。能是因为实践，可以通过实践做到。不能是因为在实践的过程中，是认识不到自己已经认识了的。而只能跨过这个阶段回头看，才知道自己认识了。
用前世的语言讲，就是认识世界，必须通过实践。实践的过程中，我们向一个目标前进，永远不知道有没有达到这个目标。但在实践过程中，接近目标的时候，会突然进入下一个阶段。这叫做量变引起质变。只有发生质变，我们回头看，才知道大约在什么时候达到了目标。
我们平时做事情，能明确知道完成或者没有完成，是因为设定了截止条件。或者有人，如上级告诉你，这件事情是做完了还是没有做完。而不是真正地完成了目标。最常见的情况其实是上级告诉你这件事情你完成了，任务结束了，你回头看才发现自己做完了。
理论不能脱离实践成为理论，实践也不仅仅是理论的演绎。实践和理论的关系，应该是在实践开始前进行指导，在实践过程中不断修正。理论在被实践修正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发生了飞跃，以量变发生质变的形式，诞生了新的理论。这个时候回过头看，才能知道实践已经完成。没有新的理论，则旧理论的实践其实就没有结束。对于实践中的人来说，也不知道有没有结束。
看着陈求道与陈与义，王宵猎道：“儒家讲人类社会，经常讲上古是大同，之后是小康。如果不谈乱世的话，我们现在就在小康之中。正常发展，我们终有一天会进入新的大同之世。那我问你们，人类能不能进入大同之世？怎样做，到什么时候，算是进入了大同之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