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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岁的夏天，我的名字叫张晓龙。世人总将“鸿鹄之志”悬作少年头顶的明灯，而我的志向，却卑微得如同一粒尘埃——仅仅是“快乐”。然而，自小学那扇吱呀作响的木门滑入初中这堵沉默森严的高墙，仿佛有一双无形巨手，悄然探入躯壳，将内里某种羽毛般轻盈的物质，冰冷地置换成了沉重的铅块。镜中的脸孔轮廓依旧，眉眼却陌生得令人心慌。嘴角时常被一股莫名的力量牵扯着上扬，露出弧度，像一幅手艺拙劣、僵硬凝固的面具，死死贴合在皮肉之上——那笑意是枯死的藤蔓，无力攀爬至眼底的清泉，更无法抵达心室深处的荒原。周遭的人与事，连同窗外灼热得仿佛融化的阳光，与流动间带着尘埃颗粒的空气，都隔着一层厚厚的、布满雾气的毛玻璃，模糊、冰凉，与我遥遥相望，触不可及。
童年，那只画在手腕上的卡通表，指针从未转动，却无声地带走了最美好的辰光。那个慵懒悠长、笑声仿佛能穿透云层的夏天，已然成了岸的另一端，是我们再也泅渡不回的过往。后来啊，就连街头巷尾那串裹着晶莹糖衣的山楂球，咬下去也只剩下空洞的甜腻，失了魂魄般的滋味。
在一个寻常得近乎残酷的下午，我随手按下了遥控器，荧屏上跳跃的卡通色彩骤然熄灭，少儿频道的欢快旋律戛然而止。我以为只是关掉了一部肥皂剧，未曾想，指尖轻触的按钮，竟像一道沉重的闸门落下，砰然关闭了通往童年的整条隧道——连同家门口大槐树下追逐嬉闹的光影、滚落满地的弹珠和无拘无束的喧嚷，一并尘封在记忆的琥珀里。树下那些泥猴般的小孩儿，转眼间，眉眼已悄然舒展，肩膀变得嶙峋，成了套在宽大校服里、眼神略带迷惘的少年。
一个半小时车身颠簸的归途，此刻逆向而行，化作一条冰冷的传送带。车轮滚动，无情地切开土地的肌理，如同切开了一道深不见底的沟壑，将我与我血脉相连的家园、熟悉的街巷、混合着炊烟与泥土的温热气息，彻底隔绝。父母以“节省时间”之名，利落地替我办理了寄宿。当我的双脚沉重地踏上虹山中学那扇锈迹斑斑、开合间发出刺耳呻吟的铁门门槛时，“分别”这个词第一次拥有了沉甸甸的、金属般的实质感。而“孤独”，则如寒夜里悄然滋生的冰冷藤蔓，带着湿滑的触感，无声无息地缠绕、勒紧，最终盘踞在心室最幽暗的角落，根须深扎。
光阴在虹山中学粘滞得如同泥沼。抬眼望去，窗外是亘古不变的风景：永无止境的、绿浪翻滚的田野，与远处沉默如亘古巨兽的青色山丘。日升月落，书页翻卷，转眼之间，初一的尾声已在闷热的空气中隐隐浮现，初二那道更为陡峭的门槛阴影，已在不远处投下冰冷的轮廓。时间的流逝变得诡异，无声无息，却又沉重缓慢，仿佛被裹缠在无法挣脱的淤泥深处，每一次呼吸都带着窒息的滞涩。
“咚！——咚！——咚！”
三下沉闷如擂动战鼓、却又带着骇人龟裂脆响的敲击，骤然撕裂了早晨自习课那层薄如蝉翼、虚伪至极的宁静！声音的源头，是那柄浸润了不知多少代学生掌心血汗、油光锃亮的老旧竹戒尺。它此刻正被班主任王老师——一个体型敦实、个子不高、周身怒气宛若实质黑雾般萦绕翻滚的中年女人——用尽全力，狠狠砸在讲台那早已伤痕累累的木制边缘上。她捧着一摞雪片般纷乱、仿佛承载着全班命运考卷，步履沉重如山，咚、咚、咚地踱上讲台。脑后那个标志性的发髻，紧贴着头皮，油光水滑到苍蝇落上去都得打滑，一丝不乱。在她自己眼中，这或许象征着利落与精神，然而此刻，紧蹙得如同刀刻般的眉头与阴沉得能拧出水的脸色交织在一起，衬着那过分光洁、几乎泛着青白色冷光的头皮，只透出一种令人脊背发凉的、近乎机械傀儡般的怪异紧绷与狰狞。
“耳朵呢？！都聋了是不是？！啊——！”王老师的嗓音陡然拔高，尖利得如同生锈的铁片在布满裂痕的玻璃上反复刮擦，刺得人耳膜嗡嗡作响，牙齿发酸，“说过多少遍！白纸黑字贴在墙上！自习课！安！安！静！静！都给——我——看——书！”
她猛地一跺脚，讲台都似乎颤了一下，“听听外面！整个虹山中学！就咱们班吵！捅了马蜂窝也没这么响！特别是你们俩——”
她淬了毒般的目光如同精准的标枪，瞬间钉死在后排，“彭建凯！彭泽凯！那破锣嗓子能把房顶掀了八百回！给我滚——上——来！现在！立刻！滚过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