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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四点十七分，陈修远的指甲第三次卡在了座钟的齿轮缝里。黄铜齿轮上的铜绿蹭在指尖，像他七岁那年在祖父的工具箱里摸到的铜钥匙——那把钥匙能打开后院的老榆木柜，柜子里藏着祖父的修表工具，还有本牛皮封面的日记，第一页画着只歪歪扭扭的钟表，指针指向三点十五分，旁边写着：“阿远出生的时辰。”
钟表店的玻璃柜台泛着冷光，里面陈列着三十七只待修的钟表。最上层那只瑞士怀表的表蒙裂了道蛛网状的纹，是昨晚那个穿貂皮大衣的女人送来的，她说表是结婚纪念日丈夫送的，现在“走得比他变心还快”；中间那只老式座钟的摆锤断了，木壳上刻着“1958”，送修的老头说这是他父亲在钢铁厂当劳模时得的奖品，“摆锤晃了六十四年，比我儿子在家待的时间还长”；最下层那只电子表的屏幕黑了，表带是廉价的塑料，印着褪色的卡通图案，送修的小姑娘攥着表说：“这是我妈走之前给我买的，她总说电子表比机械表准，可我就想让它再走一天。”
陈修远把镊子伸进座钟机芯时，窗外的梧桐叶突然“啪嗒”一声落在玻璃上。他抬头看了眼墙上的挂钟，时针正卡在四点十八分——这只挂钟是祖父留下的，二十年前祖父临终前说，等这钟彻底停了，就把他的骨灰撒在后院的梧桐树下。现在挂钟每天都会停三次，每次停的时间都不一样，像在故意提醒他什么。
“陈师傅，还没睡？”门外传来收废品的老李头的声音，三轮车的铁轴在石板路上磨出“咯吱”的响。老李头把半捆旧报纸放在门口，露出里面裹着的个闹钟，塑料外壳是粉色的，指针停在十二点整，“今早收的，看机芯还行，你看能不能修修？隔壁楼的小姑娘说，她奶奶以前就用这种闹钟，每天五点半准响，比鸡叫还准时。”
陈修远接过闹钟时，指尖触到老李头粗糙的掌心。老李头的手背上有三道平行的疤，是年轻时在砖窑厂被高温的砖坯烫的，他总说这是“吃饭的记号”。陈修远想起祖父的手，也有这样的疤，是修表时被齿轮咬的，纵横交错，像张微型的地图，标记着几十年的光阴。
闹钟的电池仓里卡着张褪色的糖纸，是橘子味的水果糖，和陈修远小时侯常吃的那种一样。那时祖父修表，他就在旁边剥糖纸，糖纸攒多了就叠成小船，放在后院的积水里漂，看着它们被梧桐叶盖住，像艘艘沉在时间里的船。
“能修。”陈修远把闹钟放在工作台上，拧开后盖时，发现机芯里缠着根头发，银白色的，像根细小的银丝。他用镊子夹出头发时，突然想起昨晚那个穿貂皮大衣的女人，她的鬓角也有这样的白发，只是用染发剂盖得很好，像给时间刷了层新漆。
老李头已经骑着三轮车走远了，车斗里的旧报纸被风吹得哗哗响，像谁在翻一本厚重的书。陈修远望着窗外，天边已经泛起鱼肚白，第一缕晨光穿过梧桐叶的缝隙，在玻璃柜台上投下细碎的光斑，落在那只瑞士怀表的裂痕上，像给时间的伤口撒了把金粉。
他低下头，继续摆弄那只粉色闹钟。机芯里的齿轮很小，比祖父修过的最小的表还小，转动时发出“沙沙”的声，像春蚕在啃桑叶。陈修远想起小时侯，祖父总在这样的声音里给他讲过去的事：1953年修过的第一只进口表，1966年被红卫兵砸烂的古董钟，1980年给新婚夫妇修的对表……那些故事像齿轮一样，咬合着他的成长，让他知道时间从来不是直线，而是圈，转着转着，就把过去和现在拧在了一起。
四点二十五分，挂钟突然“铛”地响了一声。陈修远抬头，看见挂钟的时针终于跳过了四点十八分，慢悠悠地走向四点十九分。后院的梧桐叶又落了一片，正好砸在祖父生前常坐的藤椅上，藤椅发出轻微的摇晃，像祖父还坐在那里，眯着眼睛看他修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