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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的夏天,我蹲在县中门口的奶茶店后厨,蒸腾的蒸汽模糊了眼前的收银机屏幕。指尖被珍珠锅烫伤的水泡还在隐隐作痛,手机突然震动——大学录取通知书到了。透过沾满奶茶渍的围裙口袋,我摸到那张皱巴巴的纸条,上面歪歪扭扭写着：考上就供,考不上趁早打工。
九月的上海湿热黏腻,我拖着两个蛇皮袋站在松江大学城的宿舍楼下。同寝室的林悦正在拆空运来的香奈儿礼盒,而我的行李箱里除了换洗衣物,还塞着老家带来的梅干菜。辅导员登记家庭情况时,我在是否需要助学金那一栏犹豫了三秒,最终还是划了个勾。
为了省下公交费,我加入校园快递驿站的兼职。每天中午在堆满包裹的铁皮棚里分拣快件,汗水顺着安全帽的缝隙往下淌。直到某个暴雨天,我帮一位教授找回了丢失的实验样本,他推荐我去学院实验室做助理。透过显微镜观察细胞分裂的瞬间,我突然意识到,原来知识真的能撕开命运的裂缝。
大二那年,短视频平台开始兴起。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把在实验室的日常拍成vlog。当第一条解剖青蛙全过程的视频突破十万播放量时,评论区炸开了锅：这女生胆子也太大了！建议转行当科普博主。林悦凑过来看手机,涂着豆沙色指甲油的手指划过屏幕：要不我帮你运营账号我爸公司有专业团队。
2018年的跨年夜,我在出租屋里盯着后台数据——粉丝数突破了100万。三个月前,我辞去实验室的工作,和林悦成立了工作室。我们把拍摄场地搬进了专业影棚,灯光师调试机位时,我摸着崭新的单反相机,突然想起在奶茶店打工时,用诺基亚手机拍产品照的日子。
但流量的反噬来得比想象中更快。当我开始接美妆广告时,评论区出现了刺耳的声音：不务正业的学术花瓶为了钱什么都接。最黑暗的那段时间,我整夜刷着恶评,指甲在掌心掐出月牙形的血痕。林悦把我拽进录音棚：听这个,你去年做的科普音频,有个山区女孩留言说因为你才想学生物。
转型之路比想象中艰难。我们开始尝试将商业内容与科普结合,用口红成分解析做美妆测评,把护肤品配方做成趣味动画。当那条揭秘网红面膜真相的视频冲上热搜时,品牌方的律师函和粉丝的感谢私信同时涌来。我在凌晨三点的办公室给林悦发消息：我们好像真的找到了平衡。
2021年,短视频行业进入红海期。资本涌入带来的不仅是机会,还有失控的焦虑。MCN机构开出千万签约费,条件是必须日更三条商业化内容；粉丝要求保持初心,抵制任何植入广告。我站在十字路口,突然发现自己被困在了数据牢笼里。
转机出现在一次公益合作中。团队接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邀请,为非洲女童拍摄科学启蒙课程。在肯尼亚的铁皮校舍里,我教女孩们用树枝在沙地上画DNA双螺旋结构。当那个叫阿米娜的小姑娘用生硬的英语说我想当科学家时,我终于找回了做科普的初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