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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退路。我辞了职。东拼西凑,借遍了老家能借的亲戚,押上了我们两口子这十来年在深圳攒下的全部身家——那摞厚厚的存折本变得单薄苍白。在关外偏远的工业区租了栋半新不旧的两层厂房,买了几台二手波峰焊、回流焊机,招了十几个熟手技工和老乡。
精诚电子加工厂的牌子挂起来了。
最初的日子艰难但充满热血。我和工人们同吃同睡在厂里调试机器,刘红梅和老梁几乎天天在外跑客户、应酬、求订单。有时看着她凌晨一身酒气疲惫地回来,浓妆下掩盖不住的憔悴,想劝她慢点,话到嘴边又咽下。她知道我的不安,只是拍拍我的肩膀：熬过去,咬住牙,熬过去就好了。
第一单,第二单…磕磕绊绊,机器故障、工人辞职、客户拖款…焦头烂额。
半年后的一天晚上,我正和工人调试机器,刘红梅突然冲进车间,脸上带着一种压抑不住的狂喜,高跟鞋敲在地上清脆急促。
建国！拿下！拿下大单了！腾峰科技！一年的框架协议！她从包里甩出一沓厚厚的合同复印件,激动地在空中挥舞,成了！我们成了！
她把那份合同复印件贴在办公室最显眼的地方。工人们看我的眼神变了,带着点真切的敬意。我站在新扩大的车间里,看着工人们穿着新的灰色厂服埋头操作着运转顺畅的新机器,第一次听到有人毕恭毕敬地喊我陈厂,一种混杂着惶恐和眩晕的满足感冲击着我。晚上回到我们租住的那个稍显宽敞的出租屋,看着镜子里那个男人,眼中有些陌生的光亮。
三年,公司像被注入了强心针,高速膨胀。工人扩到近百人,又搬进了新的四层标准厂房。买了辆二手的黑色帕萨特,车牌上CJ的开头让我有点恍惚。每年春节回老家的排场大了,塞给父母和弟弟的红包厚实起来。父亲脸上干瘪的褶子舒展开,话多了；母亲偷偷擦着眼角的泪,反复念叨：熬出来了…可算熬出来了…弟弟小宝也大学毕业了,被我拽进了厂里做采购。家乡人都说,陈家那个高考迟到一分钟的二小子,在南方发了大财。
刘红梅成了真正当仁不让的刘总。精致的套装,名牌包包,出入有司机（小宝还兼着）,谈吐气场十足。我则渐渐习惯陈厂这个称呼,心思都扑在了越来越复杂的生产管理和物料协调上。我们之间的话越来越少。她忙着开会、应酬、考察、计划融资,像一架上紧了发条的精密机器高速运转。我常常一个人对着车间报表发呆,那种被命运裹挟着攀爬的眩晕感,并未随着财富增加而消散,反而在深夜里,听着她均匀的熟睡呼吸时,变得格外清晰。
一天下午,刘红梅开完董事会回来,脸上带着一种抑制不住的亢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