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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没上报？”
“他没有明确攻击倾向，也没自残历史……我上报了两次，系统打回来，说不符合高危标准。”
程望没说话。
“你们警察总希望我们医生能做判断，但这个判断的‘标准’是谁来制定的？你知道现在一个公卫医生要负责多少个患者吗？”
——
四月中旬，案件尘埃落定两周。
江州市社会治理协调会在政府会议厅召开。程望以市局代表列席。他坐在角落，看着各单位逐一汇报。
司法局汇报了“精神障碍患者司法评估难点”；民政系统提及“社会监护责任体系仍待明确”；卫生系统承认“基层心理医生配置不足、筛查率低”；街道层则交出一份含糊的“矛盾调解总结”。
没人再提张纪的名字。他在这份沉重的责任链中，像一粒尘，被推来挤去，最后爆炸。
直到会议末尾，一位市政协委员轻轻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