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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转而对范文程露出欣赏的笑容，“倒是范先生，忠心耿耿，谋略过人，实乃本王之子房（张良）也！多谢先生提醒。”
尽管心中对范文程也未必完全信任，但此刻，范文程的才智和“忠心”，对他而言，价值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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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多尔公里尔衮与范文程在盛京运筹帷幄，将大顺军和崇祯皇帝都视为囊中之物时，北京城内外，却正沉浸在一片“良乡大捷”的喜悦之中。
崇祯皇帝御驾亲征（虽然只是坐镇后方李家村大营），于良乡城外，大破流贼刘芳亮所部，斩获数千首级（其中不乏大顺军老营精锐），缴获无算！——这是由前线将领唐通、黄得功等人上报，并由朝廷和厂卫大力宣传的“官方战报”。
一时间，京城内外，鞭炮齐鸣，百姓欢呼，军心大振！所有人都认为，这是自松锦大战以来，明军取得的最为辉煌的一场胜利！压抑已久的阴霾似乎一扫而空，人们仿佛看到了大明中兴的希望！崇祯皇帝的威望，在经历了之前的血腥清洗后，竟因为这场“大捷”，而意外地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作为此战的“首功”之臣，定西伯唐通更是风光无限。他不仅上缴了大量从战场上“缴获”（实为捡拾）的大顺军老营兵的首级和精良装备，更在奏报中“详述”了自己如何指挥若定、身先士卒、奋勇杀敌、最终“击溃”流寇主力的“英勇事迹”。对于战场上曾短暂出现又迅速撤离的那支神秘的“鞑虏骑兵”，他则在奏报中轻描淡写地提及，只说是遭遇了一小股“不明身份”的骑兵骚扰，已被他轻松“驱离”，并未引起重视。
崇祯皇帝此刻正沉浸在“大捷”带来的巨大喜悦和虚荣之中，急需一场胜利来证明自己、稳定人心。对于唐通奏报中那些含糊其辞、甚至明显夸大战果的部分，他并未深究，更没有对那支“不明身份”的骑兵产生足够的警惕和疑虑。他欣然接受了这场“胜利”，并下旨对唐通、黄得功等所有“有功将士”，再次大加封赏。
他并未亲自参与良乡前线的战斗，更多的是在李家村大营坐镇指挥，调拨粮草，稳定后方。这种“御驾亲征”的姿态，更多的是一种政治上的象征意义，是为了向天下展现他与将士共患难、誓死保卫京师的决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