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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的冬天,雪松镇被一场大雪裹得严严实实。清晨,天色还未完全放亮,空气中弥漫着刺骨的寒意。雪花像细碎的棉絮,纷纷扬扬地飘落,铺满小镇的每一条街巷。雪松镇坐落在黑龙江省的边陲,四周是连绵的雪山和茂密的松林,仿佛与世隔绝的世外之地。镇上的房屋大多是低矮的砖瓦房,屋顶上积着厚厚的雪,烟囱里升起的炊烟在寒风中摇曳,像是小镇唯一温暖的信号。
李明推开家门,一股冷风扑面而来,夹杂着雪花钻进他的衣领。他紧了紧身上的棉袄,戴上毛帽和手套,深吸一口气,推出一辆老式的凤凰牌自行车。这辆自行车已经陪了他十年,车架上满是划痕,铃铛早已坏了,但它依然是李明最可靠的伙伴。作为雪松镇的邮递员,李明每天清晨都要骑着这辆车,穿梭在小镇的街巷,将信件和包裹送到每一户人家。
明哥,今天雪大,路上小心点！隔壁的老王站在自家门口,搓着手,嘴里哈着白气。老王是镇上的木匠,嗓门大,心眼实,总是习惯在李明出门时喊上一嗓子。
李明回头笑了笑,露出一口白牙：放心,王叔,雪再大也挡不住我！他用力蹬了一下脚踏板,自行车吱吱作响地滑进雪地,留下一串浅浅的车辙。
雪松镇的街道并不宽敞,雪积得厚,踩上去咯吱作响。李明低着头,迎着风雪前行,脸颊早已冻得通红。他背上的邮包鼓鼓囊囊,里面装满了信件和包裹——有从省城寄来的家书,有供销社订购的化肥目录,还有几包给孩子们的学习用品。每送出一封信,李明都觉得自己在传递一份希望。他知道,在这偏远的小镇,信件是村民与外界联系的纽带,是寒冬里的一点暖意。
李明的家在镇子的东头,是一间简陋的砖房。屋里最显眼的是火炕,冬天全家人围着它取暖,日子虽然清苦,却也温馨。他的妻子秀兰是个温柔的女人,年轻时是村里出了名的巧手,绣的花样连镇上的供销社都抢着收。如今,她在家操持家务,偶尔接点针线活贴补家用。他们的儿子小杰今年十四岁,正在镇上唯一的中学读初二。小杰继承了母亲的灵气和父亲的倔强,学习成绩不错,平时还爱帮着父亲送些轻便的信件。每次看到小杰蹦蹦跳跳地跟在自行车后面,李明的心里就充满了踏实。
然而,在李明的内心深处,藏着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他对音乐的热爱。年轻时的李明,是雪松镇远近闻名的二胡手。他的琴声低沉而悠扬,像冬夜里的风,带着一股让人心颤的魔力。那时候,村里办红白喜事,总少不了李明的二胡。他拉一曲《二泉映月》,能让老人们红了眼眶；奏一首《喜洋洋》,又能让孩子们拍手欢笑。十八岁那年,他甚至被县里的文工团看中,有机会去省城发展。可就在他准备出发的前夕,父亲突发重病,家中债台高筑。为了给父亲治病,为了支撑这个家,李明放弃了文工团的邀请,留在了雪松镇。
从那以后,李明再也没有公开拉过二胡。他的二胡被锁在炕头的木箱里,蒙上了厚厚的灰尘。只有在夜深人静,秀兰和小杰都睡下后,他才会偷偷爬上阁楼,打开那个木箱,轻轻抚摸琴弦。那些夜晚,他拉的不再是喜庆的曲子,而是《二泉映月》那样哀而不伤的调子。琴声在寒冷的空气中飘荡,像是在诉说他的遗憾,也像是在安慰他的灵魂。他从不让家人知道这些夜晚的存在,因为他不想让秀兰担心,也不想让小杰觉得父亲是个半途而废的人。
这天,李明送完最后一封信,天色已经暗了下来。雪花还在飘,风却更大了,刮得他的脸生疼。他骑着自行车,沿着熟悉的路往家赶。路过镇中心的供销社时,他看到橱窗里摆着一台崭新的收音机,旁边贴着新到货的标签。收音机在那个年代是稀罕物,镇上只有几户人家买得起。李明停下车,盯着那台收音机看了好一会儿,脑子里浮现出小杰趴在炕上听广播的画面。他咬了咬牙,摸了摸口袋里的几张毛票,最终还是摇了摇头,继续蹬车回家。
回到家,秀兰正在灶台前忙活,锅里炖着白菜豆腐,香气弥漫了整个屋子。小杰坐在炕上,埋头写作业,嘴里哼着学校里学的歌谣。看到李明进门,秀兰抬头一笑：回来了快上炕暖和暖和,饭马上好。小杰也抬起头,笑着喊：爸,今天我帮您把东街的信送了,老张婶还给了我俩糖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