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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我们就从逻辑上说,毕竟法律也要符合逻辑。任明明说,没有意识场的机器人和产生了意识场的机器人应该拥有相同的权利,而产生了意识场的机器人和人类应该拥有相同的权利。那么,没有意识场的机器人和人类也就应该拥有相同的权利。这看起来是个简单的推论,你认为这个推论成立吗
格兰特看着任明明,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对我而言,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逻辑问题。
为什么任明明问。
这涉及社会治理。格兰特回答,你说的权利是社会治理的一部分,是法律所定义的。对社会治理而言,如果无法给出更多的数据,虽然可以进行这种逻辑推理,但并不会得出任何有意义的结论。
你需要什么样的数据任明明问。
社会压力指数。格兰特说。
社会压力指数任明明问。她可以乱猜一下,但显然不知道这个词在这里的确切含义。
对我而言,社会治理的基本原则是社会危害最小化。格兰特说,在重要程度和优先级方面,社会危害最小化远远优先于逻辑合理性和道德优越性。所以,我必须纠正你刚才的一个说法,所谓法律也要符合逻辑的说法。事实上,法律不一定要符合所有逻辑,但却一定要有数据的支撑。社会压力指数就是一组数据,是社会危害最小化的量化指标,是行政过程和立法过程中最重要的数据支撑。具体来说,就某一特定的社会议题,在某个特定的行政区域,从现在开始到未来的某个特定时间周期内,对社会稳定和发展造成的威胁程度,就是社会压力指数。
任明明在思考。
一个明确的议题,在逻辑上成立与否只是影响我的决策的一个相对次要的因素。我的决策更多依赖于对社会压力指数的计算。格兰特接着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