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哼,叫你叛逆,叫你不懂得尊重,叫你不把年轻的老师放在眼里！
我扬起下巴,把嘴唇卷成一道优美弧线,乜斜着眼睛用凌厉、篾视的眼波扫视了一遍台下：喧闹的教室立时鸦雀无声地安静了下来；学生们个个摆出聚精会神、严阵以待听讲的架势。我想,我的冷嘲热讽已经达到了以一儆百之效,而且,那位学生也已满脸羞愧、一副痛改前非的样子。于是我冷笑着示意他坐下,然后才又继续原来讲授的内容。
然而令我意想不到的是,这句随口而出的话语却为我日后惨遭厄运埋下了隐患。
也就是在那节课后不到两周的时间,学校响应上级号召,开始组织学习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出的《转发毛主席关于〈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的批示的通知》,紧接着,上面派工作组进住学校,帮助进行有步骤地有领导地把清理阶级队伍这项工作做好这项工作。工作组到后还不到三天时间,一张揭发我‘全国除了天安门以外都很黑暗’的反动言论的大字报就贴在了读报栏附近的墙上。
而这张大字报又似启动引擎一样,接着,上纲上线到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和隐藏在教育战线上的流氓、特务等的大字报纷纷登上了校园的墙壁。然后便是我被揪到学校的操场上开批斗大会批判。
那些勇敢的红卫兵闯将们搬出从我宿舍和办公室抽屉里搜出的人体素描画册和半导体收音机,挥舞着拳头对我控告,并把它们作为我喜欢看光腚女人和偷听敌台广播的铁的证据。然后又挖掘出在我出生刚一个多月就已经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我那至今仍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父亲和我那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母亲。言之凿凿说我父亲在朝鲜战场上当了俘虏、叛徒,投靠了敌国,每天晚上通过那个半导体小匣子给我传递消息,传达指令。
幸亏我有先见之明,抢在山雨欲来之前把那些临摹手稿、读书札记及思想笔记付之一炬,否则的话可能还要罪加一等。
学校的操场是一片平坦光滑的泥土地,北边是用石头水泥垒砌而成的半人多高的主席台。大毒的太阳底下,我便弯腰弓背地站在那主席台上。头上戴着高帽,胸前挂着牌子,由我所教授的男生抓头发架胳膊做喷气式,被我所教授的女生唾唾沫打耳光辱骂。
当然,一场批斗会,主席台上的不光我自己,还有教音乐的仇耘老师和学校的领导。
仇耘老师当时正值哺乳期,两只奶子胀得像两个足球,为此她不得不把身体躬得更深一些,好让奶水顺着牌子直接流到地上。她被检举揭发资产阶级生活意识和作风。只因她曾经在宿舍里聊天时说过,当年她姨妈谈恋爱那会儿时兴找军人做男朋友,当时姑娘中流行一个豆的有点小,三个豆的有点老,两个豆的正正好[1]这样一句口头禅,再加上她这倒霉的姓和名字——有人竟然把它和仇视劳动联系到了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