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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师傅，这是直隶匠人分布图，”李煌递上图表，“河间府有三位老枪匠，善制火绳机簧。”他指着图上的红点，“数据房算过，集中匠人按统一规制打制，卡壳率能降六成。”
陈阿福的手在图上停顿，目光落在“匠人积分制”条款上：制枪合格一支记五分，可换冶铁坊身股。“李大人，”他忽然道，“能否在枪管刻上匠人名号？就像官窑瓷器的款识——打不好，匠人丢的不是积分，是脸面。”
嘉庆帝听闻此议，击节叫好：“好个‘匠人款识’！”他提笔在《兵器标准化条例》上批注，“每杆枪刻匠人编号、打制日期，若卡壳超三成，匠人罚俸；若命中率增五成，赏银百两。”这分明是后世的“质量追溯”制度，却用匠人荣誉与利益双驱动。
三日后，健锐营演武场再现。陈阿福改良的首批五十杆鸟枪排列整齐，枪管内壁的螺旋纹在阳光下泛着微光。新丁扣动扳机，铅弹呼啸着穿透三十步外的靶心——卡壳率从十之三降至十之一。
嘉庆帝摸着枪托上的“陈”字款识，对富察承泰说：“下月起，绿营也按此规制换枪，匠人从迁垦旗人中选——他们的子孙，不该只握鸟笼，该握能护国的枪。”他没说的是，前世的八旗正是因武器落后，在八里桥之战中惨败。
黄昏，陈阿福站在冶铁坊前，看着新制的枪管模具。父亲的遗像在火光中若隐若现，他忽然明白，皇帝要的不是某件兵器的改良，而是让每个匠人都成为数据治世的一环——就像算盘上的每颗珠子，看似微小，却能撑起整个算盘。
这一晚，数据房的吏员们在《兵器改良日志》上记下：“枪管内径统一为五十四分，弹丸五十二分，卡壳率降七成。”嘉庆帝望着窗外的星空，想起前世的“工业标准化”理论，忽然轻笑——当每杆枪的尺寸都刻在算筹上，当每个匠人都明白“数据即脸面”，大清的兵器，终将从“凭手感”走向“凭算盘”。
健锐营的灯火次第亮起，新枪的金属光泽映着匠人短辫上的护辫布。陈阿福摸着腰间的“兵器匠人”腰牌，上面的火漆印比任何官印都重——他知道，自己正在参与的，是一场用算盘与匠心铸造的军制革命，而这场革命的，正是那半幅残卷上的几个模糊字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