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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他提出具体的办法就是：“乘政府的军事力量正达高峰，军事措施还没有懈怠，一是把冯翊（陕西省大荔县）、北地（陕西省耀县）、新平（陕西省彬县）、安定（甘肃省镇原县东南曙光乡）各郡的西羌族迁徙到先零部落（大小榆谷一带，今青海省贵德县至尖扎县一段黄河河谷）、罕部落、幵部落（幵，音坚）、析支部落故地（黄河上游，直至赐支河首一带，今青海省玛多县）。二是把扶风（陕西省眉县）、始平（陕西省兴平市）、京兆（陕西省西安市）等郡的氐民族迁徙到陇山以西，安置在阴平（甘肃省文县）、武都（甘肃省成县）两郡之间。发给迁徙途中所需的粮秣，足够他们到达目的地，使他们回到祖先的故土。命移民区驻军司令（属国都尉）跟安抚军事总监（抚夷护军）就近照顾。西戎人跟晋人不再混杂在一起，各族住在各族土地之上，则他们纵然有侵略中国的野心，纵然想掀起战争，但距中国太远，中间隔着千山万水，即令有凶恶的行动，伤害的程度也不可能太大。”
为了批驳反对意见，江统进而站在反对者的立场提出设问，他说：“反对的人会说：‘氐族的叛乱刚刚平息，关中正逢饥馑，又瘟疫流行，人民愁苦，都盼望得到休息安静，却忽然驱使这些疲惫憔悴的部众，迁移这些心里仍猜疑恐惧的叛众，恐怕我们的力量不够，不能完成。……’我的回答是：‘你认为现在屈服的氐民族部落还有潜在的反抗能力？他们后悔过去作恶，放下武器，难道是感谢政府的恩德，诚心降服？或者是不能再战，走投无路，智慧和力量全都枯竭，恐怕我们的大军屠杀，才不得不归顺？’回答说：‘当然是不能再战，走投无路之故。’那么，我们既可以控制他们的生命，自可以控制他们的进退。欢喜他所从事工作的人，不会改变他的工作；欢喜他居住地方的人，不会考虑搬家。现在，我们正是要利用他们疲惫和疑恐的心理，用兵威震慑，使他们听从而不敢违抗。现今，他们死的死、散的散，流亡各地，还没有全部集结，关中人民，家家户户对他们都怨毒入骨，所以要他们迁往远处时，他们不会留恋。
……并州胡人，本是凶恶的匈奴贼寇，……而今，五部已有数万户，人口之多，超过西戎，而匈奴人天性骁勇，精于骑马射箭，战斗力之强，远超过氐人和羌人。如果不认清有一天终有掀起战火的可能，则并州未来的情况将使十分担心。
最后，江统苦口婆心地指出：“主持国家大计的人，所面对的事，不应只忧虑国家贫困，而应忧虑国家不安。中国有四海之大，人民富庶，难道非把异族留在国内，然后才能立国？对这些异族，政府应明白宣布，耐心解释，送他们返回故土，一方面解除他们的思乡之苦，一方面也解除中国内部的小忧。《诗经·民劳》说：‘爱护中国，安抚四方。’功德永留于世，在谋略中应属最好的计策。”
但是，以当时的晋国朝廷，没人能够下如此大的决心，做如此大的事情。晋国朝廷不能果断采取措施徙戎，也就一再地错过了稳定国家的机会。
江统的《徙戎论》只能让我们后代的人在看到连绵135年的五胡十六国时期的时候（从304年刘渊称王——439年北魏灭掉北凉统一北方，中国进入南北朝时期），唏嘘不已。其实，在进入南北朝（南朝：公元420年—公元589年；北朝：公元439年—公元589年）以后的那150多年的历史里，中原大地又何尝不是争斗不已、战火连年、生灵涂炭呢？
江统，历史记住你了。
朝政日非
过去我们说过，在司马衷时代，根据《晋书，惠帝本纪》的记载，当时的朝廷是“政出群下，纲纪大坏，货赂公行，势位之家，以贵陵物，忠贤路绝，谗邪得志，更相荐举，天下谓之互市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