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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看似新鲜的政策，朱由检都用过了。
崇祯九年，也就是明年，会有一个名叫陈启新的武举人上奏崇祯皇帝，指出大明王朝的几大病根。
第一就是重用文官，只讲究科举取士。昔日的贡生、举人现在没有上升前途。
第二就是言官误国，科道言官随便放炮，党同伐异，制造政争。
第三就是官绅太过有钱，建议朝廷“今何不幸而尽夺于中之缙绅乎？”。
陈启新如此、杨嗣昌也如此，他们的建议听起来都是很好的，但是行使起来就是另外一回事。
比如加税助饷。
崇祯八年，东林党卢象升认为现在财政缺口很大，既然无法节流，那就只能开源。加征的税收应该从富户手里出，凡纳税足够十两的富户要再增加百分之十的赋税。
东林党的户部尚书侯询则认为这钱应该从官员身上出。官绅们每纳税一两的加税二钱，等于是扩张了百分之二十。而富户之中纳税够五两的加税一钱，等于是扩张了百分之二。
然而崇祯皇帝并没有用这种刀砍在官员和地主身上的“东林党”建议，而是决定每一两银子的赋税，加征百分之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