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全球治理秩序之变迁 (第7/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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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bold">1.从摩尼教秩序到奥古斯丁秩序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争规模，以及原子武器的出现，使得民族国家彻底退出了世界主导者的地位，19世纪的秩序不可逆地终结了，战后的世界由美、苏两大普世帝国主导。这两大帝国各自都有一种普遍主义的价值观念体系，形成了远超本国之外的动员效力，也组织起冷战时期的两大帝国集团，民族主义的观念体系及政治秩序完全被其所吞噬。这两大集团都承认对方是真实的秩序存在，但也都认定对方为邪恶的秩序，最终必将被自己代表的历史方向所终结，己方的秩序终将成为人类的共同秩序。这显然是一种摩尼教式的秩序。
对于这两大帝国来说，其秩序逻辑都可能面临这样一个困境，即，其理念是普遍性的，要求覆盖全人类，但帝国的扩展半径在事实上是有限的；理念与现实之间存在着结构性矛盾，这会使得理念的正当性遭到质疑，而帝国正是以理念的正当性来获得吸引力的，于是帝国本身也会遭遇质疑。所谓扩展半径的有限性，不是指帝国的扩展会遭遇到其他帝国的抵制，而是指这个帝国所整合的物质秩序，受到其生存原则所限，有一个扩展极限。
对美国的普世人权政治来说，它预设着各国对于人权的普遍承认与保障。但是，任何承认与保障，都是需要付出成本的。说得更清楚些，现实的法权秩序需要被具体化为一种财政方案才能落实，这是一重经济成本；而财政方案以税收为前提，税收问题往往与选票相关，这又构成一重政治成本；同时，保障人权与应对国际安全这两个问题，可能会在一个国家内部争夺财政资源，这构成第三重成本。普世人权观预设着正常国家都会在本国付出这些成本，但事实是，不是所有国家都有能力及意愿付出所有这些成本的。于是，处于主导地位的霸主国，原则上来说便应代为付出这些成本，以作为外部世界对其主导地位之承认的补偿。但是除非霸主国与这些其代为付出成本的国家之间有着正向的经济循环，输出秩序之事可以形成一种自我循环自我支撑的财政过程，否则霸主国根本无力持续地代为付出成本，因为一个纯消耗的过程是不可持续的。也就是说，美国的海洋帝国秩序的扩展极限，是美国能够与其形成有机的正向经济循环的区域，除此之外，海洋帝国无力可持续地扩展下去。
对苏联的普遍阶级政治来说，它预设着所有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都有同样的革命理想，及对于历史方向的同样认知。如果其帝国范围内，某个国家的认知不同，就意味着它背离了革命的正确方向，需要校正；对于那些保持着正确革命方向的国家，则进行鼓励帮助其保持正确方向。这在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发展为“社会主义大家庭”说，勃列日涅夫强调社会主义大家庭“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这就意味着苏联不仅仅是对外财政投放，还需要在其帝国范围内拥有实际的军事控制能力，以确保革命方向的统一性。这种大陆帝国的扩展极限，是其军事投放能力与相应财政支撑能力的均衡点所在，除此之外，它也无力可持续扩展下去。
冷战的摩尼教秩序当中，美国海洋帝国势力范围所及，是麦金德的地缘政治学意义上的内、外新月边缘地带，<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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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这种地缘结构的划分，参见［英］哈·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林尔蔚、陈江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68页。">
都能与其形成正向经济循环，超出此范围则较难形成正向经济循环，这刚好就是其扩展的极限。苏联大陆帝国势力范围所及的东欧与中亚地区以及部分中东地区，也是其军事投放能力与财政支撑能力的均衡点所在。阿富汗因其极度复杂的地理结构，已超出这种均衡点，这是苏联后来在阿富汗栽了大跟头的原因。<sp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