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世界秩序的变迁与失衡 (第8/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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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发展需要有非洲国家相对良性的自生财政能力为基础，而这又以这些国家在“双循环”结构下与中国之间的经贸循环为前提。自生财政能力本身需要作为国家财政而非政客的私人钱袋存在，这就需要政治层面的机制设计，并且该机制设计需要与国际法权秩序乃至道德秩序之间有匹配性，
还需要有比较丰富的地方性知识做背景，以便懂得如何组织当地资源，设计出来的机制才是可持续的。中国在这方面的知识和经验的储备仍有很大提升空间，而西方国家及很多国际组织乃至NGO组织在这方面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但其没有足够的经济资源及经济拉动能力使得其方案设计落实为现实实践。比如世界银行为一些非洲国家设计的重建方案，经常因为缺乏资金而难以落实；但它们与中国在这方面的合作，可以相互取长补短又相互制衡，使得其中的负面效应尽可能受到约束，正面效应尽可能获得释放。这种发展可以让非洲国家逐渐进入一种较为健康稳定的秩序，从而在长线上保证中国稳定的原材料供给，这也构成中国重要的国家利益。
同样，就基础设施建设而言，何种基础设施才最适合于这种发展模式，中国与非洲当地可能都没有足够的经验，而各种国际组织、NGO等在当地的多年工作积累，结合于西方国家的殖民历史所获得的地方性知识，可以在这方面提供足够好的咨询工作，这也是西方国家现在所擅长的高端服务业的一种类型。如此一来，以中国的活动为中介，西方与非洲等不发达国家之间能够重新形成经济联系，中国、西方国家和非洲国家同样能够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一种深刻的合作共赢关系。
这样一种发展路径，现在还处在纯粹的乌托邦状态，中国的开发性金融也未做过如此的战略设计，但该种战略的可实践性是值得认真对待的。<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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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笔者曾参与一些开发性项目的方案设计，在此过程中对该种战略的实践可行性有过深刻体会；笔者在海外访学时就这些话题与西方学者进行过相关探讨，他们也对此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这个话题过大，本书无法再展开；对于相关问题的思考，可参见施展《从“贫困的形式”到“精神的解放”——“世界历史视野下的非洲与中国”会议发凡》，载《大观》第十二辑《在非洲发现中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以及于向东、施展：《全球贸易双循环结构与世界秩序——外交哲学对谈之四》，《文化纵横》201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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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bold">2.互联网时代与中国的经济创新
前述的发展逻辑要想运转起来，现有的两个引擎必须都能够强健有力地运转。中国经济必须强健有力，才能够可持续地从第一循环中积累贸易盈余，这需要美国经济的强健有力来拉动第一循环，进而中国才可以拉动第二循环的经济运转，这意味着中国的制造业必须持续地保持竞争力。
在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制造业集聚区这个背景下来谈论“中国”的话，制造业竞争力的持续性在中短期内还是能做到的。但正在为全球生产的中国，也在为全球排污，其代价可能是中国遭遇严重的环境危机和资源危机，这在当下已经体现得非常明显了。因此，从长期角度来考虑，中国必须提高自己的创新能力，改善自己在第一循环当中的贸易条件。所谓创新能力很广泛，并不限于技术创新，还包括商业形式、交易模式上的创新，或者说是表现于整体经济活跃程度的创新，它甚至可以是一家小饭店、小超市在社区服务上的创新。这些创新汇聚起来，才有一个灵活而生动的经济体，才可在全球贸易中确保有利的利益分配格局，并形成激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