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世界秩序的变迁与失衡 (第2/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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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基于前述的供应链逻辑，造成了中低端制造业在全球转移的终局性。中国经济崛起的经验，其他不发达国家难以复制，它们已经很难通过工业化而实现现代化，除非是能够有效地参与到中国为中心的庞大东亚供应链网络的东南亚国家<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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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这一变化带来了对经典现代化理论的深刻挑战，相关讨论亦可参见于向东、刘苏里《世界秩序中的中国》，载《大观》第九辑，法律出版社，2012年。">。
在此基础上，中国的经济崛起在国际经济秩序当中所可能带来的最深远变化，是国际经贸结构从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所说的“中心、边缘”结构逐渐向“双循环”结构的转型，即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经贸关系构成一个循环（第一循环），中国向西方国家出口制成品，从西方进口技术、资金以及各种高端服务业贸易；中国与其他非西方国家之间的经贸关系构成另一个循环（第二循环），中国向发展中的亚非拉国家出口制成品，从后者进口原材料等，两个循环通过中国而联系起来。当然，具体的结构还有更复杂的细节，但是可以框架性地做这样一种粗略勾勒<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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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关于“双循环”结构的相关讨论，亦可参见于向东、施展《全球贸易双循环结构与世界秩序——外交哲学对谈之四》，《文化纵横》2013年第5期。">。
沃勒斯坦认为难以克服的“中心、边缘”固化结构因此而获得被打破的可能性。“中心、边缘”结构之所以难于被打破，在于经济与政治的连锁关系。沃勒斯坦提出，现代世界体系的两个主要构成成分是，“一方面，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是以世界范围的劳动分工为基础而建立的，在这种分工中，世界经济体的不同区域（我们名之为中心区域、半边缘区域和边缘区域）被派定承担特定的经济角色，发展出不同的阶级结构，因而使用不同的劳动控制方式，从世界经济体系的运转中获利也就不平等。另一方面，政治行为最初产生于国家结构之内，而这些国家由于它们在世界经济体中的作用不同结构也不同，中心国家中央集权化最甚”<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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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尤来寅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94页。">
。发达国家构成中心区域，不发达国家和地区构成边缘区域。中心区域由于在近代率先发展出现代国家形式，凭借先发优势得以形成对全球的经济、法律、资本等各种秩序的掌握，并可以政治、军事手段强化之，在国际格局当中获得对于边缘区域的不对称竞争优势，全球贸易的红利会不成比例地流入中心国家；而边缘国家由于后发劣势，永远没有机会进入到中心国家的圈子，或者说，永远没有机会成为发达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