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共产主义对民族主义的超越 (第13/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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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蒋介石在1932年便提出要用“礼义廉耻”来“挽救堕落的民德和人心”“改造革命的环境”“确定我们革命的基础”。1934年春天，更进一步将此主张具化为“新生活运动”，以他重新解释过的“礼义廉耻”之四维作为基础道德原则，同时吸取一系列现代理念，以整肃国民日常生活、改良社会风气为目的，力图达到国民生活的军事化、生产化、艺术化的目标。礼义廉耻不能抽象地谈，它需要具体的社会载体。在乡村而言，就是以乡绅阶层作为该道德秩序的担纲者，他们与一般的底层民众之间形成一种微观道德共同体的共生关系。而乡绅阶层只要存在，便对乡村人群具有组织能力，从而与政府从乡村汲取资源之努力形成抗衡；而国民党又不可能取消乡绅阶层，因为这与新生活运动本身的逻辑相悖。这就使得国民党政府从乡村地区进行资源动员的能力相对有限，其在财政上更多地要依靠江浙财阀以及外国贷款的支持。
对共产党来说，则不存在这样一种障碍。在阶级斗争的话语下，乡绅阶层与底层农民之间在传统时代的等级共生关系，被转化为一种阶级斗争关系。共产党作为底层受压迫的劳动者的代表而存在，它引领底层劳动者反抗那些剥削者，敢于抗拒的人，便是土豪劣绅，会被镇压；而对他们的镇压，在终极历史时刻的时间维度中会获得高度的正当性。这就是共产党所领导的土改过程，土改打破了传统的乡村社会结构，带来强大的人力和物力资源效果。共产党由此所获得的乡村资源动员能力，远非国民党所可比拟。
但是这种资源动员手法有一个约束条件，即因为如前述，可预期的稳定的日常秩序在终极时刻照临下变得不稳定，日常的经济运转会大受影响，所以它会使得该手法很快走上自己的逻辑终点。除非，或者它能够持续地通过本身的高效动员而从外部汲取资源，或者它能够统治足够大的区域，从而通过庞大的规模来消化掉日常秩序受到的扰乱，仍然维持自己。<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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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黄道炫先生对于中央苏区的研究，在这方面很有启发性。参见黄道炫《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
倘若不能满足其中的至少一点，便需要改变政治策略，重新定义当下的政治时间与政治空间，以便革命能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继续；随着时空条件的改变，策略也可以无阻碍地转变。政治策略的各种改变，同样能够在终极历史时刻之下获得正当性辩护。这便是统一战线政策能够有效实施的政治哲学基础。
在国际安全环境较好的情况下，国家对于动员效率的需求并不会很高，稳定的政策与日常秩序的需求是第一位。一旦国际安全环境变得很糟糕，则国家对于动员效率的需求就会变得很高，甚至会阶段性地压倒国家内生的历史目的。抗日战争时期，国家的安全环境越发糟糕，于是，共产党获得了特殊的历史意义。它通过其极为灵活的策略、极其宏大的格局、极其高超的效率，将敌后的乡村社会转化为共产党的根据地，并将自己从外在于中国历史与社会发展为内嵌于中国历史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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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bold">2.对汉民族主义的超越
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活动区域主要是在汉族、中原地区，边疆与少数民族问题只是被抽象地谈及过，在早期并未进入共产党的认真思考当中。直到后来转战陕北，长征一路上所走的多半是少数民族地区，陕北也是地处汉蒙回交界地带，倘若少数民族问题处理不好，会让革命遭遇到巨大困难。正是在这种处境下，共产党开始认真思考少数民族问题。这个过程与国民党从中原到西南、西北的视野转换有类似之处，但共产党以斯大林的民族理论为基础，对于少数民族问题的思考与处理有着与国民党大不同的路径与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