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民族主义的外与内 (第2/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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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后建立的北洋政府，并无强烈的民族主义性格。它只不过是重构国家内部政治叙事及政治组织架构，并在“五族共和”名目下完成对于国族本身的重述。与晚清时候相比，除了统治者精英有一定变动，整个国家及社会并无断裂性的变化。
这样一种政治特征，与英国对于辛亥革命后的远东谋划有着直接关系。英国不会因为意识形态而对革命政权或传统政权有特殊偏爱，它最关注的还是究竟如何才能确保政治的稳定，以便获得统一与稳定的市场，并确保英国对于中国仍然有足够强的控制力。所以，1912年英国时任驻华公使朱尔典在致外交大臣格雷爵士的信函中如此评价袁世凯：他说袁世凯正确地把财政问题摆在他计划的最前面，并坦率承认需要通过外国资金才能满足行政所需。这与1912年2月3日两人的另一封信函中朱尔典对南京革命党人的评价恰成对照：他说南京临时参议院的教条主义原理与他们的实际活动之间的对比，足以使人们对于管理中国的那些新人物的能力产生严重的疑虑。<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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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分别见胡滨选译《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中华书局，1984年，下卷，第564、543页。">
革命派热情有余，政治能力与经验不足，革命后各个地方的乱象已经让英国人对于自己的商业利益产生忧虑了。而袁世凯以及愿意支持他的立宪派，则多是清末重臣及地方实力派，看起来远较革命派更有能力安定秩序。出于此种考虑，英国选择了站在袁世凯一边，而不是革命派一边。汇丰银行等向北洋政府发放了善后大借款，用以稳定革命后的局势，从而确保中国仍然作为英国的稳定市场；英国政府对北洋政府施加的压力则为这些金融资本提供了安全性的政治担保，以此保障英国在革命后中国的利益诉求。而革命后的中国，谁能找到办法解决财政问题，谁就能掌握政治主导权。因此，英国的选边站从根本上决定了，辛亥革命的成果一定会被北洋系所收割。
一战后的巴黎和会是一个大的转折点。《凡尔赛条约》对于中国山东问题的处理，激起了五四运动。辛亥革命迅速被立宪派的政治活动所吸收，并未带来国民动员，但是五四运动带来了深度的国民动员效应，民族主义从此真正地进入到中国的政治舞台。<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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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罗家伦先生曾谈到，受过五四潮流震荡的人，纷纷投身于国民革命，孙中山先生迅速把握住了这个趋势，1924年的国民党改组，从五四运动里吸收的干部是最多的。转引自［美］周策纵《五四运动史》，陈永明等译，岳麓书社，1999年，第356页。">
前文已述，日本对于山东的主张，是有英法等国的暗中承诺的，因此可以说，英国的外交终于还是以曲折的方式激活了中国的民族主义，而未能让中国保持在英国所希望的保守状态。嗣后未久，英国直接动手导致的1925年“沙基惨案”、1926年“万县惨案”、1927年“一三惨案”等，使得中国的民族主义不断激化，并且染上了越来越重的反西方色彩。在一战前的国际道德秩序观之下，英国这几次的动手，在中国引发的反响未必会朝向民族主义方向；但是一战使得国际道德秩序观从现实主义转换为理想主义，评判具体事件的参照系发生了变化，英国的传统外交战略走到其逻辑尽头，它的现实主义战略终于在中国激活了一种理想主义（民族主义）的后果。
理想主义国际秩序观的始作俑者美国，却在一种技术性层面刺激着中国，为其民族主义催生了一些必需的制度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