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特殊帝国及其蜕变 (第3/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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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普遍理想因为从政治中抽身而去，也就此摆脱了被不断地建制化以致异化的命运，而真正地得到了自由的空间。因此，帝国政治在实践层面的世俗化转型，需要在帝国精神层面也完成政治与伦理的分离，以作为其思想条件。能够完成这种分离并对此形成精神自觉的民族，才成其为一个政治民族，拥有政治成熟，<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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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马克斯·韦伯对于德意志一直深深焦虑的就是，这个民族一直无法走向政治成熟，以致在面对真正大的政治决断问题时，将没有能力做严肃的思考，以做出正确的抉择。关于韦伯对民族的政治成熟问题的思考，详参［德］马克斯·韦伯《韦伯政治著作选》，［英］彼得·拉斯曼、罗纳德·斯佩尔斯编，阎克文译，东方出版社，2009年；亦可参见［德］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冯克利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中国至今仍远未成熟为一个政治民族，还未走出“伦理官僚世界”而进入“政治世界”。甘阳先生曾对此问题写过一些短文（甘阳：《走向“政治民族”》，《读书》2003年第4期），但国内的相关思考仍然远远不够。">
政治的世俗化转型也才算真正完成。
精神层面的这种分离，需要诸多精神世界的彼此实质性冲突，才能被激活出来，否则单个精神世界不会意识到自己的特殊性——或者说是其“伪普遍性”。诸精神世界的实质性冲突，在政治上是无解的，到彼时，政治才能意识到自身的应有边界，精神也才能意识到自己应在政治之外另寻根基。对中国来说，这样一种实质性冲突，需要有中原以外的精神要素的进入才能够出现，那样一种政治世俗化转型也才能真正完成。而在精神层面的政治与伦理之分离尚未完成的情况下，实践层面的分离仍会出现，政治从“伦理世界”进入到“伦理、官僚世界”——这是现实的需要——但因伦理体系的价值理性与官僚体系的工具理性有着内在纠缠，这种分离会遭遇诸多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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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bold">2.荀孟之变
进入平民社会时代的中华帝国便遭遇到了这样的困境，大宋率先面临了这一问题。主张兼综礼法的荀子一脉，可能更切合“伦理、官僚世界”的需求，但现实是这一脉自西汉占儒学主流起直到唐代，数百年以降已经颓唐，无力应对佛老的挑战，以致儒学的精神世界处于危险当中；宋儒走上了强调心性的孟子一脉完成了精神的自我超越，却进入到对于“伦理世界”的过度强调，以致常难切合实事。当然，也不能说荀子一脉从学理上就无法应对佛老的挑战，更大的可能性是，由于荀学在东汉已开始建制化，故其被政治所绑架而丧失思想的自由应对的能力；于是孟子一脉被韩愈所高举，到宋代转而成为主流，发展为理学。但是从元朝开始，理学也走上建制化之途，以至到了近代遭遇西方挑战之际，理学又遭遇了与近千年前荀学同样的命运，无力给出建设性的回应，于是到了19世纪中期荀学又开始复兴。<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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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这次复兴并未带来理学兴起的那种效果，因为西方的挑战与佛老的挑战是在完全不同的意义上展开的，单纯依凭对传统进行创造性解释已经无济于事了。所以中国的精神运动迅即转向了更加激进暴烈的方式，详参第六章的相关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