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特殊帝国及其蜕变 (第12/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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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虽然建立起了超越于中原与草原的普遍帝国，但其对此并未获得历史自觉，以至有玄宗之败。大辽则在历史上第一次主动地建构起一个采取二元治理体制的帝国，“兼制中国，官分南北，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国制简朴，汉制则沿名之风固存也。辽国官职，分北、南院，北面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南面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因俗而治，得其宜矣”<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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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辽史·百官志一》。">。这样一种二元结构甚至体现在皇家内部，辽太宗下令大辽的北面官与皇太后（部族旧制的主要代表）穿契丹服，南面官与皇帝本人则穿汉式服装。<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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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傅海波、崔瑞德编：《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史卫民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54页。">这种安排深刻地体现了大辽皇室自身作为超越于农、草之上的普遍性秩序的象征，它不再是契丹人的帝国，而意图成为一个普遍的帝国。
更进一步地，为了治理多元帝国内部差异极大的地区，辽又在建国后的百余年里，陆续设置了多个治理中心。“辽有五京。上京为皇都，凡朝官、京官皆有之；余四京随宜设官，为制不一。大抵西京多边防官，南京、中京多财赋官。”<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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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辽史·百官志四》。">但大辽的政治中心并不固定在哪一个治理中心，而是在于四时捺钵，即皇帝一年四季游猎所在的四个行营，它们与五京并无重合关系。皇帝巡行到哪里，政治中心即到哪里，以巡游的方式来保持契丹人的游牧尚武精神，日常政治的治理则交由五京的官僚来处理。<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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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关于五京制，可参见康鹏《辽代五京体制研究》，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论文，200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