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普遍帝国及其瓦解 (第17/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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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bold">1.人口变迁与新的技术应用

安史之乱后，天下藩镇割据，帝国已近名存实亡。玄宗意图压制的豪族，居然通过安史之乱而衰败下去，这从反面说明了，唐朝皇室与豪族实际上是共生关系。大唐依靠豪族而建立了世界帝国，但其历史使命也就此终结。帝国治下的和平，促使人口滋长繁茂，而可供分配的土地是有限的，曾构成帝国组织基础并带来帝国生命力的均田制势难持续，土地逐渐转为私有制，可以自由买卖，府兵制的基础被侵蚀掉了；皇帝的野心，使其欲图离弃豪族，却并没有相应的替代制度来完成帝国治理，于是皇帝会伴随豪族共同为帝国殉葬，此后仍然在位的皇帝只是在等待那缓期执行的到来。

最先开始割据的河朔三镇，所占据的华北地区正是此前帝国的财政来源中心，大唐帝国陷入财政困境。但是安史之乱意外地促成了江南经济的发展，帝国在这里获得了新的财政基础，并进而促成了中原的社会结构从豪族社会向平民社会过渡。

战乱起后，大量人口逃至江南。这次南迁与西晋末年的南迁有很大区别。东汉末年开始天下大乱，到西晋末年已持续了近两百年，中原早已形成坞堡经济；从八王之乱到五胡乱华中间也还是有一定的时间过渡，这两个因素使得豪族有时间组织起其部曲、附庸等一同南迁，所以豪族的社会结构并未遭到太大破坏，甚至东晋的豪族门阀较之在江北时还要有影响力。而安史之乱之前，正是中原的均田制、豪族经济已近解体之际，并且安史之乱非常突然，南迁者来不及有组织地行动，只能零散地南奔；安史大军是草原骑兵，淮河以南水网纵横不利于骑兵南下，所以逃难者迁至江南也就安全了，之后在江南所建立起来的基本属于平民社会。

从上古以来直到安史之乱，除极个别时期，中国人口的重心一直是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秦岭淮河以南的人口始终少于以北。安史之乱前不久，黄河中下游的河南、河东、河北诸道的人口密度大致是淮南和江南两道人口密度的两倍还要多；但是安史之乱后，北方诸道人口损失极大，江南道人口也有减少，但其密度反是河南河北两道的近两倍，淮南道人口甚至还有相当比例的增加，密度达到河南河北道的四倍还要多；到了五代时候，南方人口与经济的发展更是好过北方，中国的人口重心从此不可逆地转移到了南方。<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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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参见葛剑雄《中国人口发展史》，第342—344页。">

安史之乱改变了淮南、江南地区的人口密度，从而改变了相应区域的生产要素价格。地广人稀的情况下，劳动力密集型的农业技术，诸如水稻插秧、土地复种制等，都不具经济可行性，反倒是粗放的技术、土地轮耕制更为经济；地狭人稠的情况下，则劳动力密集型的农业技术会变得更为经济。在北魏时期黄河流域即已经存在水稻秧播技术，但是江淮地区一直到唐代前期仍然保持火耕水耨的技术和轮耕制，土地利用率只有50%甚至更低，因为此时土地要素价格远低于劳动力价格。直到安史之乱后，大规模人口南迁，江南开始地狭人稠，使得秧播技术及土地连作制在江南获得使用，土地利用率从50%提高到100%。到了宋代，在将冬小麦的种植扩展到江南的同时，发展了稻麦轮作制，一年两熟，从而将土地利用率从100%提高到200%。江南的稻麦复种制出现在北宋后期，成熟于南宋时期。正是由于秧播技术缩短了水稻的占地时间，稻麦轮作成为可能。<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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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参见韩茂莉《中国历史地理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00—101页。该书进一步提出，唐代的插秧技术盛行于整个长江流域的种稻区，但是入宋以来稻麦复种制则受环境影响主要限于江南地区。因为早稻的生长周期使得稻麦复种制不可行，只有晚稻才行。而晚稻对自然环境的要求，使得其种植区主要集中在太湖平原及淮南一带，其他地区都是以早稻为主。将冬小麦种植区与晚稻分布区叠加在一块，两者的重合部分就是江南地区。江南地区因此出产了远超当地人口需求的粮食，从而有大量余粮外运，成为全国的经济重心。（见《中国历史地理十五讲》，第112—1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