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普遍帝国及其瓦解 (第16/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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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参见札奇斯钦《蒙古与西藏历史关系之研究》，台北正中书局，1978年,第9页。札奇斯钦先生还援引了元代末帝元顺帝的皇太子听讲学的例子，皇太子曰：“李好文先生教我儒书多年，尚不省其义，今听佛法一夜即能晓焉。”这证明了游牧文化与农业文化在对外来文化的取舍上有不同的亲和性，地理距离上的远近反倒不是根本因素。（参见《蒙古与西藏历史关系之研究》，第10页）">

赤松德赞之子赤德松赞在位期间，累年对外征服获得大量财富，帝国内部的力量均衡继续朝向赞普一边偏移。赤德松赞遂对官制进行改革，在政府中原有的众相之上设置僧相一级，力图用与赞普结盟的僧侣官员来实现集权，压制苯教贵族所掌控的众相。下一任赞普赤祖德赞，规定每七户庶民供养一位僧人，并将僧寺附近的土地民庶划作寺产，不向政府纳税，贵族众相所主导的政府进一步被赞普从财政上架空。高度崇佛的背后，隐含着赞普不断集权的努力；吐蕃的政治成熟度倘能继续向前发展的话，从逻辑上说，佛教在未来会被赞普做建制化改造，僧侣官员则会在此过程中逐渐转化为赞普的官僚系统。

但这种逻辑并未获得机会展开，因为一方面，对于贵族的压制会带来贵族的强烈反弹，赤祖德赞因此而被刺杀，上台的新赞普朗达玛在苯教贵族支持下开始大规模灭佛；另一方面，也是更根本的，集权政治所需的政治成熟度远大于分权的贵族制，其财政需求也远高于贵族制，反过来也就意味着，集权政治的脆弱度在其初期同样也远大于贵族制；除非有稳定且较大规模的财政支撑，否则集权政治的努力不可能成功。由于雪域严酷的地理特性，治理成本过于高昂，吐蕃的政治成熟度无法内生地发展到能够真正支撑起集权政治的程度，赞普的财政是非常脆弱的。赤德松赞和赤祖德赞的努力，已是吐蕃内生的政治秩序所能达到的极限，这是各种历史机缘的耦合才能达到的高度，一旦这些耦合被打破，则其内生政治秩序也就走到历史终点了。

吐蕃亡于内乱，但更深层的原因是亡于其财政脆弱性。840年，逃奔吐蕃的回鹘人，于甘肃、青海一带建立了一个附庸性的甘州回鹘王国。甘州回鹘所处的地理位置，刚好横亘在吐蕃核心区与丝绸之路的通道上，它在其中略微截流一下，则高度依赖外部财政的赞普马上就会遭遇到困境。因此，840年之前赤祖德赞遇刺，朗达玛还能够继承一个统一的吐蕃；而朗达玛在842年遇刺后，吐蕃内部马上陷入大规模混战状态，再无人有能力获得足够的资源以将帝国统一起来。雪域高原在中世纪那令人目眩的帝国事业从此灰飞烟灭，急速回到低成熟度的政治状态。

强大的吐蕃如同流星划过夜空，消失在历史当中，这也为“后弘期”教权独立于政权之外的发展埋下了伏笔。<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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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关于雪域的教权独立于政权的发展，参见本书第一章第五节的相关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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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bold">五、技术进步与豪族社会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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