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塞北的精悍气血与江南的衣冠礼乐 (第2/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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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时，西晋皇族内部争权夺利，酿成八王之乱。久居中原的南匈奴质子刘渊乘乱而起，回到并州的族人当中，率众外出征伐，并于初有基业后称帝。因汉匈历年和亲，刘渊有一半的汉朝宗室血统，故而他追尊刘禅为孝怀皇帝，并建汉高祖以下诸皇帝的神位进行祭祀，将自己的统续接到西汉，慨然有扫平天下重建汉室之志。<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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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刘渊属下）刘宣等谏曰：‘晋人奴隶御我，今其骨肉相残，是天弃彼而使我复呼韩邪之业也。’渊曰：‘善！大丈夫当为汉高、魏武，呼韩邪何足效哉！’宣等稽首曰：‘非所及也！’”(参见《资治通鉴·晋纪七》)">然而，毕竟胡人建制无法赢得中原认同，而以复汉为战略目标却会影响到对于胡人的动员，所以，在刘渊去世后，经过几番篡弑的短暂过渡，新上台的统治者刘曜将国家定位为胡人国家，国名由汉更改为赵；否则，人口占少数的胡人，将被人口占多数的汉人彻底吸收掉，胡人政权的部落认同感丧失，其赖以为根基的武力也将难以持续。刘曜定都关中，史称前赵；其手下大将石勒在关东裂地，称赵王而自立，史称后赵。前赵后赵时期，胡人统治者严格胡汉之分，视中原人等如奴隶，统治暴虐不堪，水准低劣难当。终致冉闵反叛，推翻石赵，建立冉魏。然而冉闵复对胡人大开杀戒，死者枕藉，比石赵还要残暴，因此冉魏根本不可能建立帝国，不过是胡赵的镜像物而已。冉闵最终败于前燕慕容氏之手。
从刘曜到冉闵，诸多政权的统治之所以无法成功，在于他们无法找到超越胡汉的治理办法，甚至根本没有这种愿望。譬如，石勒对中原一度采取的是草原上常见的“外部边疆战略”，统领其部落军，主要目标在于劫掠而不在于统治；到了其子石虎，发现倘若不治理中原，则无可劫掠了，方不得不考虑建立中原式官僚体系的问题。<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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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美］托马斯·巴菲尔德：《危险的边疆》，第130页。">
然而其胡人本位的政策，意味着会将汉人在本质上推到对立面上去，敌人便内在于帝国当中；冉魏不过刚好把这个关系掉转过来，但敌人同样内在于帝国当中，这样一种统治是注定失败的。
而击败冉闵的前燕，悄然间在东北发展起一种二元的统治策略。慕容氏早先曾作为曹魏的盟友攻打盘踞辽东的公孙氏，得以趁机了解中原的政治。在西晋初期登上部落首领之位的慕容廆，是第一个建立起兼容中原与部落两种治理的君主。西晋末年，中原动荡，大量汉人逃亡东北，这给慕容廆带来了急需的人力资源与人才储备。在汉人谋臣的帮助下，慕容氏逐渐懂得依凭农耕地区的财富来赎买部落中的军事贵族，克服周期性的继承危机，再依凭部落军事力量来控制农耕地区的财富，以形成正向循环的治理策略。这种治理策略可能只是出于现实需求的考虑，但它有着极为深远的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意涵。它终于克服了胡人国家那种将敌人内在化的困境，而提供了超越胡、汉、超越农、草的普遍治理框架；这种框架为普遍理想的外化提供了一个现实案例，普遍的理想有了获得肉身的可能性，只待此肉身获得精神自觉，便会有普遍帝国的成立。
但前燕并未获得足够的机会发展起普遍帝国，便遭遇了氐族苻坚的前秦。苻坚清晰地意识到胡汉分隔所带来的问题，对他来说，若欲建立帝国的统治，有两种选择：或者强化自身统治族群共同体，一如石赵或冉闵所为；或者打碎任何共同体，形成一君万民的政治格局，由君主来象征超越一切之上的统一秩序。苻坚决意混一胡汉，绝不偏袒自己的族人。他重用寒族汉人王猛为相，君臣信任关系史上罕有。在王猛的推动下，苻坚进行深刻的政治改革，采纳儒家礼仪，中原官制，抚恤百姓。当苻坚的手下功勋宿将不满于王猛得势，与其发生口角之际，苻坚痛斥“必须杀此老氐，然后百僚可整”。同时，苻坚也清楚，唯有依靠胡族，帝国的军事力量才有保障。于是，各种投奔而来的胡族英雄，苻坚一并收留重用。鲜卑英雄慕容垂，因前燕内乱而投奔来到前秦，王猛目其非池中之物，劝苻坚早除之，苻坚反说：“吾方以义致英豪，建不世之功。且其初至，吾告之至诚，今而害之，人将谓我何！”<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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