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中原帝国与草原帝国 (第4/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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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法家、道家、儒家三种思想体系可知，法家虽精于治理，利于君王之统御，但欠缺超越性关怀，难以作为凝聚人心的基础；道家虽有超越性关怀，却既无外化为制度的方案，也无师承传统，难以做体系性延续。唯有儒家，其在周代首先是作为巫史存在的，关注天意人心，可作为普遍性认同的基础；巫史主导并记录表达天地秩序的礼仪，礼仪做好了，才能“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样一种神秘而又重要的能力的传承，便有着一种秘传心法式的体系，有着一套师生与经典的传授系统。西汉去古未远，这些传统的存在，使得汉代的儒家与谶纬之学相表里，从《春秋繁露》到《白虎通》，汉儒通过谶纬将天意与人间秩序全面联系起来。天意超越于所有人的意志之上，皇帝无法以理性化的官僚体系作为趁手工具，来肆行己意治理天下，儒生反倒成为天意的解读者，从而对君主的肆意形成外在约束，这种约束的强度肯定不如封建时代诸侯贵族的约束来得有效，但差不多已是时人能够做到的极致。
孔子死后，儒分为八，汉儒接续的是荀子一脉。区别于宋儒所推崇的、注重心性的孟子，荀子熟悉典章制度，以君子为枢纽来兼综礼法<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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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礼义者，治之始也；君子者，礼义之始也。”（参见《荀子·王制》）“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参见《荀子·君道》）">，认为君子掌握礼义治道之本，文法吏则为治道之器，将礼与法安顿在不同的位阶上来构建总体秩序。一如阎步克先生所论：“荀子既看到了以‘秦政’为代表的专制官僚制化已是不可避免，并积极地顺应和促成这一趋势；同时又力图使儒术、儒者及其所代表的‘礼治’传统，重新取得政治支配地位。”<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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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07页。">
若欲取得这种政治支配地位，儒生群体还需掌握官僚团体。故而董仲舒又建议武帝，进一步完善了察举制，由地方察举孝廉、茂才、贤良方正等科目，以纳入政府。察举的标准基于“清议”，而乡里“清议”之论多基于地方儒士的口碑。经过察举而入仕者，获得了很大的政治影响力，并能够影响其所出之乡里的后续察举，儒学世家遂逐渐掌握了帝国的人才库。地方的豪族也向他们学习儒学，逐渐与其合流，豪族逐渐演化为士族。荀子所构想的君子与文吏之分，遂在察举制当中逐渐成为现实。
后续的演化是，一方面儒生逐渐与文法吏合流，越来越多的官吏职位是由儒生来担任；一方面由于谶纬之学的秘传心法特性，使得儒学难以百姓化，而日益士族化。到东汉时期，士族浮现成为伦理与政治治理的担纲性力量，中国的政治秩序逐渐演化为士大夫政治。可以说，汉代儒学的地位是士族与皇帝之间的一种妥协关系：皇帝已经远远较西汉初年强大，可以无视黄老之学的无为之治；士族则通过儒家尊崇皇帝，承认了这一事实，却又将儒家谶纬化，以便对皇帝形成外在约束。葛兆光先生论之曰：汉代施行的是“以经典为依据的道德教育加上以法律为依据的外在管束的所谓‘王霸道杂之’的方式，‘以吏为师’变成了‘以师为吏’，这是一个绝大的变化。它一方面使得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运作方式兼容了礼乐与法律、情感与理智，一方面使得中国的知识阶层纳入到王朝统治的范围之内，改变了整个中国知识阶层的命运”<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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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版）第一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4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