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脱于混沌，封建初成 (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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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公元前5000年左右，在早期农业的基础上，这些迁徙者的后代在各自的徙居地独立发展出一系列的原始文化，诸如东北的红山、中原的仰韶、华北的大汶口、江南的河姆渡等，一如满天星斗。<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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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满天星斗”说，典型的代表之一是苏秉琦先生。他将中国上古的文化区分为六大区块，分别是以长城地带为中心的北方地区，以晋陕豫三省邻接地区为中心的中原地区，以山东及临境地区为中心的黄河下游地区，以湖北及临境地区为中心的长江下游地区，以江浙临境地区为中心的长江下游地区，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主轴的南方地区。这六大区块的文化来源各不相同，都曾起到对周边地区的文化大熔炉作用，而区块的文化类型彼此之间有着明显差异，所以中华文明是多元起源的。参见苏秉琦《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301—305页。">
到了约公元前4000年，它们彼此之间开始发生密切的互动连锁关系，逐渐发展为一个更大的文化相互作用圈。<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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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张光直先生调和了苏秉琦先生的满天星斗说及与其对立的中原一元起源说，提出，在公元前5000年左右，中华大地的上古文化确实是满天星斗的状态，但过了约1000年，这些不同的文化区块开始发生连锁互动关系，相互影响相互融合，于是相对而言统一的中华文明出现了。本文取张光直先生的这一观点。见张光直《论“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2004年第1期。该文是一篇非常好的关于考古学界诸种观点的综述性文章。">
中原地区有着世界上最大的连成片的宜农区域，由于其自然生态及地理位置，发展起更大的人口密度，亦成为各文化区沟通的中介而内外交往频繁，这些交往既包括战争也包括贸易。中原遂演化出较其他地区更加复杂的行为规则，这些规则必定具有超越于单个部落体、文化区之上的普遍性，才能构成普遍的交往基础，这就是最初时代的“礼”。随着社会的复杂化，“礼”也日趋复杂化。周取代了商之后，在其分封制下，天下被纳入一种拟亲缘共同体的结构当中，其核心是宗法制，相应地形成了嫡庶之制、祭礼、服制等等。<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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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王国维先生认为这些宗法制度是在殷周革命之后确立起来的，殷商时代的继承关系为兄终弟及，并无嫡庶之制，周则建立起立子立嫡之制，静庵先生称此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见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载《王国维论学集》，溥杰编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