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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噢？又有什么事？”慈禧问道。
“法兰西国公使刚刚送来邀函，法主将禅位于其子，届时将举行禅让大典，邀各国使节到贺。”恭亲王小心地措着词，“总署不知该如何回复，正议着呢。”
“议着？没人去总署闹吧？”慈禧太后冷笑了一声，“我估么着，这两天这折子又好多起来了吧？”
“皇太后说的是，总署未将邀函送来，便是怕漏了消息，言官生事。”恭亲王知道，“无识书生，若借机群哄，便又是一场大风波。”
“洋人的使节都驻在京城好十年了，派个人去法兰西一趟，又有什么大不了的？这些个书生昧于天下大势，动辄拿什么夷夏大防挟制朝廷，真是可恶！”慈禧太后怒道。
虽然外国的外交使节1861年时便驻在了北京，但是清流们仍然激烈的反对外国公使觐见年幼的同治皇帝。为此恭亲王不得不以半摄政者的资格接见他们，并向他们表示皇帝尚在冲龄，不宜觐见。虽然外国代表们同意他的这种看法，即没有理由非要和一个年龄不到20岁的皇帝见面不可，但外国公使们仍然认为，中国皇帝一再推迟觐见是一种不友好的行为。
事实上，清流们之所以坚决反对外国公使觐见，是由于外国人不肯行叩头礼，而这是和他们心目中的中国之为“天下共主”的神圣理论以及古已有之的“纳贡”制格格不入的！
早在1867年，在讨论修约问题时，总理衙门就这个问题征求过几个主要封疆大吏的意见。绝大多数人主张在皇帝成年以前应回避这个问题。李鸿章认为，与恭亲王接触就足以上达天听，直接觐见并不会使外国的外交使节们另有所获。至于皇帝成年后的觐见仪礼问题，他主张可以允许外国公使沿用晋见本国国主的礼节。曾国藩则认为，康熙皇帝当年曾经把俄国看成是一个平等的国家，而不是一个下属附庸，所以朝廷也可以把外国公使看成是具有平等地位的国家的使臣，使之免予遵守中国的习俗。曾李师徒的建议无疑又遭到了保守派官员激烈反对，他们坚称“祖宗之法不可变”，“绝不可从外国之风俗，变华夏之礼制”。
连外国公使觐见都反对成这个样子，一直到现在，这个问题也还没有解决，就更不用提派使臣去外国道贺了。按照他们的理论，天朝上国，遇到这种事，都是派使臣去外国宣旨册封，哪有去道贺的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