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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他已将在十七甫的故宅以三万八千两银子之价售出,说明其手头不济到了出卖故宅的地步。盐务本是一本万利的买卖,何以会亏累至破家,个中缘由尚无人得知。”陈鸿说道。
“这钱,只有流动周转起来,才能生钱,”陈廷轩说道,“他可倒好,赈灾,修路,助朝廷养兵,加上各种摊派,哪一个不是从身上割肉,他赚的钱再多,也经不住这样的折腾。我当年劝他一道离了大清,退往海外,他偏不听,结果现在完了。”
的确,成为红顶商人的潘仕成顷刻成为了不得的大众慈善家、军事开发的财阀、中央财政的无私资助者。铺路、赈灾、种牛痘,潘仕成要出钱;水雷开发和舰船制造,他要出钱,然后无偿或微利转让给清政府;清廷养兵用军,他还是要出钱。一顶红换来一身累,这是潘仕成没有料到的。如果说铺路、赈灾之类是回馈父老乡亲,他尚能甘之如饴的话,本来应该是政府财政拨款支持的项目居然也让他分担责任,则确实成为生命里不能承受之重了。潘仕成是官商,但没有哪个清廷官员能像他那样被无休无止的摊派包围的。一顶红顶换来哑巴亏,潘仕成显然没有更多的办法。他必须固守财富,寸步不离广东于是成为这种心态近乎病态的体现。
与其坐等钱财分散殆尽,不如想方设法、自助自救。既然流动资产易被抽走,那就让所有资财“固定”下来。所以这也是潘仕成为什么花费巨金建造海山仙馆的原因。
“潘家不是有祖训么:宁做一条狗,不做行商首。现下的大清,还是这般视商人为贱等,我看还是不要回去的好。”陈廷轩长叹道,“免得落得和他潘仕成一般下场。”
“也不尽然,儿子多方打探过,如晋商乔致庸,徽商胡光墉,现在做得都不错,当然,须得朝中有大靠山才是。”陈鸿说道,“潘家现在朝中已无可倚靠之人,是以有现下之败。”
“是啊!树大才好乘凉啊!那胡光墉发迹得如此之快,还不是有左宗棠这棵大树!”陈廷轩感慨道,“古今中外,都是一个道理,你媳妇的娘家,若不是傍上各国政要,也难得发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