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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他已将在十七甫的故宅以三万八千两银子之价售出，说明其手头不济到了出卖故宅的地步。盐务本是一本万利的买卖，何以会亏累至破家，个中缘由尚无人得知。”陈鸿说道。
“这钱，只有流动周转起来，才能生钱，”陈廷轩说道，“他可倒好，赈灾，修路，助朝廷养兵，加上各种摊派，哪一个不是从身上割肉，他赚的钱再多，也经不住这样的折腾。我当年劝他一道离了大清，退往海外，他偏不听，结果现在完了。”
的确，成为红顶商人的潘仕成顷刻成为了不得的大众慈善家、军事开发的财阀、中央财政的无私资助者。铺路、赈灾、种牛痘，潘仕成要出钱；水雷开发和舰船制造，他要出钱，然后无偿或微利转让给清政府；清廷养兵用军，他还是要出钱。一顶红换来一身累，这是潘仕成没有料到的。如果说铺路、赈灾之类是回馈父老乡亲，他尚能甘之如饴的话，本来应该是政府财政拨款支持的项目居然也让他分担责任，则确实成为生命里不能承受之重了。潘仕成是官商，但没有哪个清廷官员能像他那样被无休无止的摊派包围的。一顶红顶换来哑巴亏，潘仕成显然没有更多的办法。他必须固守财富，寸步不离广东于是成为这种心态近乎病态的体现。
与其坐等钱财分散殆尽，不如想方设法、自助自救。既然流动资产易被抽走，那就让所有资财“固定”下来。所以这也是潘仕成为什么花费巨金建造海山仙馆的原因。
“潘家不是有祖训么：宁做一条狗，不做行商首。现下的大清，还是这般视商人为贱等，我看还是不要回去的好。”陈廷轩长叹道，“免得落得和他潘仕成一般下场。”
“也不尽然，儿子多方打探过，如晋商乔致庸，徽商胡光墉，现在做得都不错，当然，须得朝中有大靠山才是。”陈鸿说道，“潘家现在朝中已无可倚靠之人，是以有现下之败。”
“是啊！树大才好乘凉啊！那胡光墉发迹得如此之快，还不是有左宗棠这棵大树！”陈廷轩感慨道，“古今中外，都是一个道理，你媳妇的娘家，若不是傍上各国政要，也难得发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