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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年后，人们将看到一篇颇为条理分明，理念先进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作者详细介绍了匈奴归附汉人之后的种种情况。
落尘写过两篇大为流传的文章，一篇文章分析了骑兵如何向北方少数民族学习，提高战斗力。如何使得内地的骑兵军团专业化，成为真正的刀锋。另一篇文章，便是这篇。当然，匈奴部落归附后治理的盛况，当然要归功于耶索的治理。
南匈奴自内附之后，受到汉朝中央政府的优厚待遇，谓：伏念先父归教以来，蒙受荫庇，边塞安静，大兵拥护，积四十年，臣等生长汉地，开口仰食，岁时赏赐，动辄亿万，虽安枕无忧，但没有报效，深感惭魂。
战后匈奴总体归于和平。和平、安定的环境有利于南匈奴社会生产的发展。同时，南匈奴人从入塞开始，不仅分布缘边诸那，而且与汉人错居，“匈奴五千余落，入居朔方诸郡，与汉人杂处”，就是指东汉的南匈奴人而言。匈奴的“落”即户的意思，每落（户）以五口计算，当时入居郡县的南匈奴人口就有二、三不人，为数当属不少。这些与汉人杂居的以及分布缘边诸郡的南匈奴人，朝夕与汉人共同生活，或经常与汉人交往接触，自然受到汉族文化的强烈影响。因此经过了四十年左右，由于社会生产的发展及汉族文化的影响，他们的社会经济、社会组织和阶级关系，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匈奴人的社会组织，原先是生产组织与军事组织相结合的。《史记。匈奴列传》说：“士（及龄壮丁）力能弯弓，尽为甲骑（尽被编为骑兵）”。他们平时游牧生产，战时上马出征，牧民就是骑兵，生产者与战斗员合而为一。可是南匈奴人入塞之后，在公元90年前后出现了“胜兵”制度。是时南部连年克敌获俘，收纳降附，部众最盛，领户三万四千，口二十三万七千三百，胜兵五万一百七十。所谓“胜兵”，就是脱离生产、只担任作战的常备兵。这时如一部落在二十余万人口中，已分化出五万多常备兵，平均约五人中有一名常备兵。胜兵之外的壮丁及年老、体弱、妇孺等人，则专门从事畜牧业、农业和手工业生产。胜兵出现的原因约有三点。是社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二是农业开始在社会经济中占有较大的比重，三是受权朝兵制的影响。其中以第一点为主要。因为五人中有一胜兵，就意味着除了供养原来的统治阶级外，还可能以五人的剩余劳动多供养一人。这是匈奴社会生产进一步发展的反映。其次，因为农业劳动与畜牧业劳动不同，它需要比较固定的人手和掌握一定的耕作技术，才能妥善经营和提高产量，因而抽出一部分人当兵，另外一部分人专门从事牧作或农作（或半农半牧），这对于促进社会生产是有利的。这种骑兵与农牧民分工，是匈奴人的生产组织与军事组织相分离的开始，是南匈奴社会制度向前进步的一种现象，它是匈奴社会生产发展的结果，但反过来又推动社会生产的向前迈进。
由于匈奴归附汉朝，不少部落内附，原来分布在西河、上郡、朔方等地的匈奴人更为南下，大多数深入集中到并州中部的汾水流域一带。这对于他们后求之由畜牧业经济转向农业经济，提供了一个有利的环境。
落尘还通过他所委派的耶索等，对于匈奴人，实行了下列的有力措施：第一，把匈奴的上层人物吸收到地方政府中担任官职，使他们与部众完全脱离关系。第二，把匈奴的牧民壮丁征调，编为“义从胡”和“勇力吏兵”，分发到各地驻防或打仗，他们的家属则迁移至邺城居住。第三，对其余一般匈奴平民，则鼓励他们参加农业生产。经过这些措施，南匈奴不论上层、下层，都全被曹操有效控制。史载从此“单于恭顺，名王稽颡（匈奴诸部王俯首行礼），部曲（所属队伍）服事供职，同于编户（一般平民），边境肃清，百姓布野，勤劝农桑，令行禁止（令之则行，禁之则止）”。原先“胡狄在界张雄跋扈（匈奴人在并州境界之内飞扬跋扈）”的局面扭转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