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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0年6月30日，在牛津大学参与一场辩论会的大主教塞缪尔·威尔伯福斯肯定不会想到，二十五世纪七十年代最虔诚的基督徒会抚养自己辩论的对手——那个自称“就算
上火刑架也在所不惜”的赫胥黎的后代。这位神职人员甚至还会对成为“达尔文斗犬”的赫胥黎子弟说“我为你感到自豪”。
不过在这之上，他肯定还想不到，这个时代最虔诚的基督徒，会是一名法师。
关于这一点，不只是十九世纪的古人想不到，就连同时代的阿尔马洛·赫胥黎也一样想不到。
赫胥黎坐在那个小小的研究站，四下打量。确实是很典型的理想国式研究站。成本低廉，也充满了个人风格。
不过以七十年代的眼光来看，这个研究站起码落后六十年了。
注意到阿尔马洛的目光，乔尔乔神父笑了笑：“退休的时候允许保留一些私人物品——你知道的。”
“我早该想到的——而且您的级别还不低，对吧？”赫胥黎叹息。
当初京都纯子很抱歉的表示有级别很高的报告阻止了斗犬部队展开进一步行动。现在想来，那一份报告就是神父发出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