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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有人问。
蓟王与二宫太皇，及舞阳君之事，为何只做“负俗之讥”。
所谓“负俗之讥”，乃指“因不谐于流俗而受讥议”。故又称，“负俗之累”。
今汉袁康《越绝书·越绝外传记范伯》：“有高世之材，必有负俗之累。”《汉书·武帝纪》亦有：“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
只因，蓟王房中之私，不涉家国天下，无损国祚社稷。何况，增成公审，中丞贾诩，对薄公堂。背后主谋，乃暗掌蟾宫之黄门内宦。所求无非梁冀金山。
蓟王身中奇毒，昏睡不醒。遂为黄门内宦所乘。是故，“不知者不罪”。
然，“明知故犯”，“罪加一等”。
是故，关东群臣皆以为。蓟王宜审时度势，当早做切割。《韩非子·有度》：“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
遂有：“王子犯法，庶民同罪。”
毋需动用私刑。只需将二宫太皇，绳之以法。蓟王足可保全名誉。此，亦是法家之精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