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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用白话说起来并不复杂，依其重要程度可以概括如下：
第一，推行法制。在商鞅变法之前，华夏国家普遍的况是延续了西周流传下来的礼教制度。虽然诸国征战，权贵争权的乐崩礼坏局面使得这种制度越来越难以维持，也越来越脱离时代的要求，但浓厚的礼教文化和强大的贵族势力，使得这种制度能够在变法浪潮的冲击下顽固的生存下来。在商鞅变法之前，已经有李悝在魏国推行新政，吴起在楚国变法，其他国家也有变法的举措，但李悝的新政侧重点在经济层面，吴起变法则失败了，他们都没有改变所在国的根本制度。其他诸侯国的变法还比不上这两国。只有商鞅明确提出并在变法中贯彻了用以取代礼治的“法治”主张，在《商君书》中，一再出现“以法相治”、“垂法而治”、“缘法而治”的字句。商鞅认为，治国要靠法，人民和官吏都必须守法，只有法制，才能使国家大治，如果不依法制国，国家必然衰落。至于儒家所鼓吹的忠孝仁义之类，在实现法制之后自然就会成为现实。他还把法的作用强调到极点，甚至提出了“有道之国，治不听君，民不从官”的主张，即使君主本人也必须依法行事，他的决定如果不合法，则不能生效。在今天，这样的主张当然是不足怪的，但不要忘记，在那个时代，这样的说法该有多么的惊世骇俗！当然，下面我们将看到，在实践中秦国并没有实现这点。不过君主以下无分贵激an)，人人必须守法，则是大体上得到了贯彻执行的。
第二，确立土地私有，发展农业。其实这个举措并非商鞅首创，不仅李悝新政时已经颁布类似法令，且在商鞅任左庶长之前，于那场著名的辩论后，秦孝公已经颁布《垦草令》。商鞅的贡献在于使其成为常制，更重要的是确立了按亩征税的制度，在新制度下，土地收入除赋税外都归土地所有者，土地出产越多收入就越多，生产积极自然高涨。既增加了国家的田赋收入，又使人民得以公平纳税，意义重大。秦国之所以富强，根本的“妙方”在于鼓励耕战，而对土地制度的变革，是“耕”这方面得以迅速发展进步的首要原因。为了发展生产，还进一步规定：努力耕作和纺织，生产的粮食和丝绸增加的人，可以免除其徭役和赋税。
值得注意的是，袁林所著《两周土地制度新论》中提出商鞅变法不是确立土地私有，而是恰恰相反，是将原先的土地私有制变成了国有制。此说值得注意，但不是通说，因此作者不取。对这个问题，看来还需要进一步的考古发掘来考证。
第三，取消世卿世禄制度，开创以军功受爵的制度。所谓世卿世禄，也就是西周以“亲亲尊尊”为原则，按血缘关系实行分封，由嫡长子继承父亲爵位，次子庶子降级为官，世代永享富贵的制度。不用说，在这种制度下，人的地位在母亲腹中就已决定：基本上贵族永远是贵族，平民永远是平民，因此无论贵族还是平民，一般来说都没有奋发向上的动力，整个国家处于浑浑噩噩的状态中，如楚国就是典型；国家对贵族封地，不能直接征税，影响了国家收入；更可怕的是贵族世代统治封地，久年深，势力庞大，一旦有了“奋发向上的动力”，那么君主的末也就到了。齐国和三晋就是典型。而废除这种制度，改为以军功封爵的制度，可以一举三得：一来既然军功是发达的最好途径，在厚利的驱动下人们自然会努力奋战；二来平民有了飞黄腾达的机会，会为了自己而战，战斗意志非同一般。贵族不立军功就要失去爵位和收入，也会努力进行战争；第三个好处是贵族不可能世世代代都立下军功，富贵难以长久，当然也就不会形成庞大势力，威胁君主——秦国历史上难见权大欺主的贵族，即使是吕不韦，也是一击即倒。到了秦始皇的时代，照淳于越的说法，连皇帝的子弟都成了平民，跟秋战国时代各国贵族势力之庞大牢固相比，可以说秦国的贵族简直没有势力可言。
第四，利出一孔。所谓利出一孔，就是获得利益的途径只有一条，这是一种化的概括。在商鞅变法的实践中，秦人获得利益的途径实际共有三条：一是农耕；二是战斗；三是告，也就是告发犯罪行为。
在商鞅那个时代，人们就已经知道农民最辛苦。即使有了前述的鼓励措施，出于回避辛苦的本能，人们仍是会尽可能的回避耕作的。解决的办法，除了下面要说到的重罚以外，就是堵死人民获得利益的其他途径——在当时主要是指手工业和商业。在古代，农耕民族往往有重农抑商的倾向，中国便是一个典型，而开创这一传统的就是秦国。不过在秦国，商品经济始终是存在的，并没有萧条下去，只是在自然经济为主导的社会经济构成中不占主要地位而已。
鼓励人们英勇战斗，是一个更加重要且困难的任务。因为人类与生俱来的回避危险的本能，本就使战斗成为人人畏惧的可怕事。为此，商鞅的解决办法是使军功成为获得富贵最快、利益最显著的途径。以至于跟建立军功相比，其他获得富贵的途径就显得很不吸引人了。为了鼓励作战而创立的“首功”制，也就是以割下的人头多少确定军功大小的制度，成为后人最为熟悉，最常提及的的秦国法律，可见这种奖励给人的印象之深。除了厚赏，就像遏制跟农耕相对立的工商一样，对于跟武人相对立的文士，也要进行遏制。在商鞅这样的法家看来，那些坐在舒适温暖的屋子里摇摇笔杆子就可以得到君王垂青，衣食无忧且高官厚禄的思想家和家，实在是百无一用，甚至是国家的蛀虫。因此商鞅主张凡是散播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言论，不利于耕战大局的人——他的意思是除了法家之外的其他学派，以及其他博学多才、能言善辩、道德高尚、精通礼乐、风度翩翩、喜欢交朋友的人，等等——都不应使其得到富贵。不仅不能得到富贵，而且还要剥夺他们的发言权。从秦国历史上没有一个著名的家和著名的思想家，人才严重依赖“进口”的况看，这个主张在一定程度上是得到了执行的。对于“告”的规定是“与斩敌首同赏”，这样的奖赏也非常人，对于遏制犯罪，鼓励告密显然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毕竟使人感觉很不舒服，而且在秦统一后，很快沦为一种弊政。
第五，钳制人民。尽管商鞅在现代被评价得很高，但是看过《商君书》就可以明白，他绝不是一个人民的人。“有道之国，务在弱民”是他的主张。变法中把这一主张落到实处的是建立什伍连坐制。什伍制的创立者是管仲，商鞅的“创造”是将它与连坐联系在一起。人民每五家为一保，两保十家彼此监督，一家有罪，其余九家有检举揭发责任，若不检举，一经发现十家连带处罪。除了平民的什伍连坐外，军队有军伍连、官吏有职务连坐，加上轻罪重罚、鼓励告密，秦国人民简直就像生活在一个大集中营里。网上常有羡慕向往秦国的言论，只是如果在秦时发表这些言论，却要冒被流放的风险——在商鞅变法的法令刚刚颁布时，秦民有说法令不好的，后来法律坚持实行了十年，好处充分体现出来，这些人中有人改口称赞法令。商鞅却说：“这些都是搅乱政治的人。”把他们统统流放边疆，于是从此没有人再敢议论法律。
